國家公祭日大學生手抄報資料

　　真相：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在整理檔案時發現：南京大屠殺發生後，國民政府即公開進行了強烈譴責，並於1937年12月至1938年3月間分別派人赴美國紐約、英國倫敦及日本東京，全方位開展了揭露日軍南京大屠殺真相的行動。其中，1938年初春祕密派遣人員赴日揭露南京大屠殺真相，是二次大戰中絕無僅有的在敵國首都宣傳的範例。這不僅僅是將一段被埋沒的歷史事實披露於世，而且有力駁斥了日本右翼勢力所叫囂的“南京大屠殺是中國人編出來的謊言”，“當時從未聽說過中國國民黨政府有關日軍南京暴行的說法”等謬論。

在整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檔案卷宗時發現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兼國際宣傳處處長董顯光1938年4月致蔣介石的一封密呈，密呈中稱：“國際宣傳處”曾派外人四人赴日，將國際宣傳處囑其祕密攜去之英日文宣傳品廣爲遞送。此中有甚多外人敘述日軍暴行之文件，更攜有外人在南京所攝日軍暴行影片四百尺，曾密約東京各使館人員及開明之日本士紳作數次演映等等。

之後又發現了一份《三名外國友人日本之行報告》的英文檔案，雖然與《董顯光致蔣介石密呈》不是同一案卷，但兩相對照，內容竟相謀合。通過這個案卷，瞭解到，“國際宣傳處”因爲工作需要，一般派外籍人士開展工作，這次祕密赴日宣傳工作的就是4位外國人，其中有3位是日本人，由於當時仍在日軍大屠殺期間，同時這又是一次祕密行動，所以他們都沒有留下姓名、身份、甚至性別。另外一位外國人，我們在費奇的日記中找到了答案。費奇在1月18日的日記中寫到：他將約翰·馬吉攝製的日軍南京暴行的影片送到上海柯達公司沖洗，趕製了四套拷貝，然後在上海美國社區的教堂中放映。“調查委員會(英國)的莫瑞爾·萊斯特(小姐)碰巧看到了一場放映，她認爲如果日本一些基督教和政治領導人能看到這些膠捲，他們將會着手停止敵對幾個星期後，她報告說她已經給東京的一小組基督徒領袖放映。”從時間上看，萊斯特小姐的義舉與3位日本友人赴日是一致的，應爲同一行動。

這兩宗案卷的發現表明，中國國民黨政府當時派員赴日本東京揭露南京大屠殺真相，不僅是一次在敵對國首都揭露真相的行動，還是一次受害國政府和人民對日軍暴行的一次近距離的最直接的抗議和呼籲。

　　申報世遺：

2014年2月，南京市下發通知明確“南京大屠殺史檔案”申報世界記憶遺產，申遺工作由市申遺工作辦公室總負責，由市檔案局和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牽頭。同時，南京市檔案館首次向媒體公開了一批珍貴檔案，這批檔案形成於1937年至1947年，共183卷，詳細記載了侵華日軍在南京製造大屠殺慘案的罪惡事實和日軍侵佔南京期間犯下的大量罪行。

183卷檔案分爲大屠殺暴行、掩埋屍體、市民呈文、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設立慰安所等方面，都是民國南京市政府留下來的。大部分爲原始件，爲“孤本”、“珍本”，不僅具有獨特性，而且具有稀有性。

“世界記憶遺產”又稱“世界記憶工程”，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1992年啓動，作爲世界文化遺產的延伸，旨在搶救世界範圍內正在逐漸老化、損毀、消失的文獻記錄，使人類的記憶更加完整。中國已有7項文獻遺產入選《世界記憶遺產名錄》。

2014年6月12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確認已經收到了中國將日本強徵慰安婦和南京大屠殺檔案列入世界記憶名錄(“世界記憶”計劃)的申請。

2015年10月4號到6號，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工程諮詢委員會在阿布扎比召開會議，審議南京大屠殺申遺。此次申遺提交的南京大屠殺檔案資料還包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珍藏的“南京審判日本戰犯軍事法庭京字第一號證據”的16幅日軍暴行的照片;“金陵女子文理學院舍監程瑞芳女士記載南京大屠殺事件的日記”，以及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珍藏的南京國際安全區委員、美國牧師約翰·馬吉拍攝的有關南京大屠殺實景的原始膠片及攝影機。此次申遺是對日本企圖對“神風特攻隊”申遺的有力回擊，無論是否成功，都表明了中國在維護歷史真相上的堅定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