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嗣同的詩全集 清代詩人譚嗣同
譚嗣同（1865—1898），字復生，號壯飛，漢族，湖南瀏陽人，是中國近代資產階級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維新志士。他主張中國要強盛，只有發展民族工商業，學習西方資產階級的政治制度。公開提出廢科舉、興學校、開礦藏、修鐵路、辦工廠、改官制等變法維新的主張。寫文章抨擊清政府的賣國投降政策。1898年參加領導戊戌變法，失敗後被殺，年僅三十三歲，爲“戊戌六君子”之一。代表作品《仁學》、《寥天一閣文》、《莽蒼蒼齋詩》、《遠遺堂集外文》等。
望海潮·自題小影 獄中題壁
譚嗣同歷史評價千古罕見真貴族
再過數百年，人們也很難想象，我中華居然出過這樣的人類驕子。
那是一個最壞的時代：1840年、1856年兩次鴉片戰爭完敗於洋夷，1894年竟然被小日本打得屁滾尿流，“安知蕞爾微三島，竟敢橫行大九州”！內憂外患，國仇家恨，求變之切爲5000年所未有；那拉氏乾綱獨斷，發動政變，仁人志士亡命天涯或喋血街頭；天地同悲，萬馬齊喑；禮儀之邦，原是人間地獄！
那是一個最好的時代：危難時刻，一大批青年才俊挺身銳出，愛國不必忠君，爲國家爭國格、爲同胞爭人格，從三綱五常的古代奮起直追民主共和的現代文明，行開天闢地之壯舉。
如魯迅先生所言：“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拚命硬幹的人，有爲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這就是中國的脊樑。”
超前見識羞今人
“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愿也；惟大盜利用鄉愿，惟鄉愿媚大盜。”——也就是說，二千年來，無非上面是強盜，下面是奴才；上面是霸道，下面是苟且；上面是披着儒家外衣的狼，下面是披着儒家外衣的犬；上面指鹿爲馬，下面難得糊塗；上面黑，下面厚……，主子使喚奴才，奴才獻媚主子。
“君也者，爲民辦事者也；臣也者，助辦民事者也。賦稅之取於民，所以爲辦民事之資也。如此而事猶不辦，事不辦而易其人，亦天下通義也。”——也就是說，領袖也好、官員也罷，不過都是爲民辦事的，稅收是老百姓僱傭你們爲我辦事的錢。
“幸而中國之兵不強也，向使海軍如英、法，陸軍如俄、德，恃以逞其殘賊，豈直君主之禍愈不可思議，而彼白人焉，紅人焉，黑人焉，棕色人焉，將爲準噶爾，欲尚存噍類焉得乎？故東西各國之壓制中國，天實使之。” ——也就是說，沒有文明而只有堅船利炮者，只會是越強越禍害，此番石破天驚的“賣國”言論，不知能否振醒今日一些“憤青”？
勇氣人格耀中華
1897年1月，譚嗣同完成了沖決利祿、君主、倫常等一切網羅之學的《仁學》，鼓吹自由平等和人格獨立：“生民之初，本無所謂君臣，則皆民也”，“廢君統，倡民主，變不平等爲平等”；他對君主專制造成的“慘禍烈毒”和三綱五常對人性的摧殘深惡痛絕，君爲臣綱“尤爲黑暗否塞，無復人理”。
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詔告天下，宣佈變法；8月21日，譚嗣同應召抵京，“擢四品卿銜軍機章京”，參議新政；9月21日那拉氏發動政變，囚禁光緒皇帝，大肆抓捕維新領袖，歷時103天的戊戌變法宣告失敗。
“嗣同聞變，竟日不出門，以待捕者”，併力勸梁啓超出亡日本：“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有招後起。”日本使館願提供“保護”，被譚嗣同慨然回絕。“有心殺賊，無力迴天”的譚嗣同，與林旭等其他5位維新志士於北京宣武門外菜市口英勇就義。
譚嗣同非爲一人之江山，而是爲天下蒼生求自由、謀幸福，“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雖千萬人，我往矣”；“我自橫刀向天笑”：譚嗣同氣吞萬里如虎的豪邁，實爲華夏第一人傑，這顆劃過暗黑夜空的流星，留下一道異常耀眼的軌跡，引導、激勵着一個又一個不自由、毋寧死的熱血兒郎。
譚嗣同故居，位於湖南省瀏陽市區北正南路98號，始建於明末清初，主體原佔地2100平方米，現存建築面積762平方米，故居南北朝向，全木結構，工藝精美，古樸莊重，系典型江南庭院式民宅建築風格。故居原爲周姓房產，後由譚嗣同的祖父譚學琴買下。清咸豐九年，譚嗣同的父親譚繼洵中進士，官至湖北巡撫兼署湖廣總督，因其官階顯赫，奉旨命名其宅爲“大夫第官邸”，因此譚嗣同故居又簡稱“大夫第”。1996年11月，國務院公佈譚嗣同故居爲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2年4月，故居被定爲湖南省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1998年，時值譚嗣同就義100週年時，瀏陽市政府組織力量對故居殘存建築進行了修繕，並重建門樓，同年9月對外開放。但是由於歷史原因，1994年在瀏陽舊城改造中，有關部門拆除了故居北面、南面的建築和門樓，並在北面建了一棟7層居民住宅樓。2000年，瀏陽舉辦第二屆中國特產文化節，有關部門將故居南面房產部門拆除後留下的空地加以清理和整治，建成了現在的公共綠地。所以現在建築佔地面積只有780平方米，僅爲原來的三分之一。故居北面部分牆體已經上硝、起黴、變形，何春平說，這主要是因爲北面居民樓附屬的煤棚緊貼故居牆體造成的。
瀏陽市旅遊部門正和規劃部門聯手，提出關於譚嗣同故居及其周邊環境保護和開發利用的設想。根據這個設想，周邊不合適建築將在拆除之列。在瀏陽市規劃局副局長金先林看來，恢復原貌沒有政策性的障礙，按照有關法律規定，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30米之內都不能有建築，得知有關部門想將譚嗣同故居恢復原貌的消息後，譚嗣同的第四代孫、湖南株洲海聯實業發展總公司董事長譚志宏很欣慰：“明年是譚嗣同殉難110週年，作爲後代，也在打算做一些事情，比如準備請中央美院的教授雕一座銅像，立在故居旁邊。”
現在是最好的實施時間，“近年來保護歷史建築已成共識，有很好的民意氛圍；其次恢復故居和建設廣場所要拆遷和佔用的房產多是政府部門所有，拆遷並不複雜。”
譚嗣同生平譚嗣同的父親譚繼洵曾任清政府戶部郎中、甘肅道臺、湖北巡撫等職。生母徐氏出身貧寒，作風勤樸，督促譚嗣同刻苦學習。10歲時，嗣同拜瀏陽著名學者歐陽中鵠爲師。在歐陽中鵠的影響下，他對王夫之的思想發生了興趣，受到了愛國主義的啓蒙。他讀書務求廣博，好講經世濟民的學問，文章寫得很有才華。他對傳統的時文八股非常反感，在課本上寫下“豈有此理”幾個字。他仰慕那些鋤強濟弱的草莽英雄，曾和當時北京的一個“義俠”大刀王五結交，二人成爲生死不渝的摯友。
1877年，在瀏陽與唐才常訂交，他又師塗啓先，系統學習中國的典籍，開始接觸算學、格致等自然科學。此後又到蘭州，在他父親的道署中讀書。
1884年，他離家出走，遊歷直隸（今河北）、甘肅、新疆、陝西、河南、湖北、江西、江蘇、安徽、浙江、山東、山西等省，觀察風土，結交名士。勞動人民反封建鬥爭精神的濡染，開闊了他的視野，使他的思想富於鬥爭性。1888年，他在著名學者劉人熙的指導下開始認真研究王夫之等人的著作，汲取其中的民主性精華和唯物色彩的思想，同時又廣爲蒐羅和閱讀當時介紹西方科學、史地、政治的書籍，豐富自己。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由於清政府的腐敗無能而妥協退讓，
中國戰敗，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1895年5月2日，康有爲聯合在京參加會試的1000多名舉人上書清政府，要求拒和、遷都、變法。深重的民族災難，焦灼着譚嗣同的心，他對帝國主義的侵略義憤填膺，堅決反對簽訂和約，對清政府“竟忍以四萬萬七千萬人民之身家性命一舉而棄之”的妥協行徑極爲憤慨。在變法思潮的影響下，開始“詳考數十年之世變，而切究其事理”，苦思精研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大計。他感到“大化之所趨，風氣之所溺，非守文因舊所能挽回者”，必須對腐朽的封建專制制度實行改革，才能救亡圖存。
1897年夏秋間，寫成重要著作《仁學》，它是維新派的第一部哲學著作。他認爲物質性的“以太”是世界萬物存在的基礎，世界萬物處於不斷運動變化之中，而變化的根源在於事物的“好惡攻取”、“異同生克”。他把“以太”的精神表現規定爲“仁”，而“仁”的內容是“通”，“通之象爲平等”，“仁――通――平等”是萬物的發展法則，是不可抗拒的規律。他在這部著作中，憤怒地抨擊了封建君主專制所造成的“慘禍烈毒”和三綱五常對人性的摧殘壓抑。指出，封建綱常禮義完全是那些獨夫民賊用作統治的工具，特別是君臣一倫，更是“黑暗否塞、無復人理”。因此，對於那些昏暴的專制君主，不僅可以不爲其盡忠死節，而且可以“人人得而戮之”。1898年初，接受了傾向維新的湖南巡撫陳寶箴的邀請，回到湖南協助舉辦新政。他首先加強了時務學堂中維新派力量。自己擔任了分教習，又安排唐才常任中文教習，協助任總教習的梁啓超，在教學中大力宣傳變法革新理論，“所言皆當時一派之民權論，又多言清代故實，臚舉失敗”。孔子改制、平等、民權等學說由此而乘風揚波，日益恢張。他還把《明夷待訪錄》、《揚州十日記》等含有民族主義意識的書籍發給學生，向他們灌輸革命意識，使時務學堂真正成了培養維新志士的機構。
1898年3月，他又與唐才常等人創建了維新團體南學會。南學會以聯合南方各省維新力量，講求愛國之理和救亡之法爲宗旨，“演說萬國大勢及政學原理”。爲了加強變法理論的宣傳，他還創辦了《湘報》，作爲南學會的機關報，由他任主筆。由於對湖南新政的盡力，使他以“新政人才”而聞名。光緒《明定國是詔》後 不久，就有人向光緒帝推薦譚嗣同，光緒帝同意召見。8月21日，他抵北京。9月5日，光緒下詔授給他和林旭、劉光弟、楊銳四品卿銜，參預新政。次日，光緒又召見他，表示自己是願意變法的，只是太后和守舊大臣阻撓而無可奈何，並說：“汝等所欲變者，俱可隨意奏來，我必依從。即我有過失，汝等當面責我，我必速改。”光緒帝變法的決心和對維新派的信賴使譚嗣同非常感動，覺得實現自己抱負的機會已經在握。他參政時，維新派與頑固派的鬥爭已是劍拔弩張。慈禧太后等人早有密謀，要在10月底光緒帝去天津閱兵時發動兵變，廢黜光緒帝，一舉撲滅新政。9月18日，譚嗣同夜訪袁世凱，要袁帶兵入京，除掉頑固派。袁世凱假惺惺地表示先回天津除掉榮祿，然後率兵入京。袁世凱於20日晚趕回天津，向榮祿告密，榮祿密報西太后。21日，西太后發動政變。慈禧連發諭旨，捉拿維新派。他聽到政變消息後並不驚慌，置自己的安危於不顧，多方活動，籌謀營救光緒帝。但措手不及，計劃均告落空。在這種情況下，他決心以死來殉變法事業，用自己的犧牲去向封建頑固勢力作最後一次反抗。譚嗣同把自己的書信、文稿交給梁啓超，要他東渡日本避難，並慷慨地說：“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召後起。”日本使館曾派人與他聯繫，表示可以爲他提供“保護”，他毅然回絕，並對來人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24日，譚嗣同在瀏陽會館被捕。在獄中，意態從容，鎮定自若，寫下了這樣一首：“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9月28日，他與其他5位志士英勇就義於北京宣武門外菜市口。當他們被殺時，刑場上觀看者上萬人。他神色不變，臨終時還大聲說：“有心殺賊，無力迴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充分表現了一位愛國志士捨身報國的英雄氣概。1899年，他的遺骸運回原籍，葬在湖南瀏陽城外石山下。墓前華表上輓聯寫道：“亙古不磨，片石蒼茫立天地；一巒挺秀，羣山奔赴若波濤。”其著作編爲《譚嗣同全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