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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稱帝與篡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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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末年,皇權衰落,羣雄割據。曹操挾持漢獻帝,歷經數十年征戰,逐步統一北方,被封爲魏王,掌握漢末實權。公元220 年正月,曹操病死,其子曹丕繼位爲魏王,並逼早已徒具虛名的漢獻帝“禪讓”。同年十月,漢獻帝宣佈退位並將皇位“禪讓”給曹丕。曹丕故作推辭,在“三讓”之後才“答允”接受。十月二十九日,丕登壇受禪,改國號爲魏,改元黃初,是爲魏文帝,並尊曹操爲武皇帝,廟號太祖。十一月一日,曹丕封業已退位的獻帝爲山陽公。至此,歷一百九十餘年的東漢正式結束,三國時代的魏朝正式建立。

曹丕稱帝與篡漢

曹丕和他父親曹操不同,接過魏王位子之後整天想着如何更上一層樓,登上天子的寶座。漢獻帝的禪讓是一場勞心勞力的大運動,整個曹魏上上下下幾乎都調動了起來。

曹丕發動起自己所有的力量,一起演了一場戲。先是曹丕的臣子勸進,臣子講述了很多理由,說曹丕如何如何,可以稱帝,漢室如何如何,天命衰微。後是大臣們紛紛去聒噪漢獻帝,威逼利誘,漢獻帝無奈,只能頒佈詔命,表示自己懇求禪位與曹丕。於是曹丕順理成章的改漢爲魏。

還在曹操活着的時候,作爲接班人的曹丕已經擁有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權力,以五官中郎將身份協助曹操掌握軍權,以副丞相身份協助曹操掌握政權。曹操死時吧,曹丕已經羽毛豐滿,爪牙遍佈,逼宮奪權的條件已經成熟。他不想學習父親,不願在皇權和軍權矛盾重重、危機四伏中游走鋼絲,在父喪完畢後,立即緊鑼密鼓地開始了逼宮奪權。擔心到輿論可能造成的國內混亂,曹丕玩起了禪讓的把戲。

所謂“禪讓”就是轉讓,不用轉字而用禪字,無非使轉讓獲得最高的級別,顯得極隆重極主動罷了。《辭海》禪讓條目註釋曰:“相傳堯爲部落聯盟首領時,四嶽推舉舜爲繼承人。堯對舜進行了三年考覈後,使幫助辦事。堯死後,舜繼……”這條註釋有三處乖謬:其一,部落聯盟是原始社會的稱謂,遍查古籍,唐堯以及之前的炎帝、黃帝、顓頊、帝嚳等,都沒有部落聯盟長之類職務,都是稱帝的,顓頊、帝嚳與堯、舜、禹合稱爲五帝。其二,轉讓有一個大前提,即轉讓自己的所有權。既然原始社會是公有制社會,公共權力更屬於公有,那麼任何人就無權將公共權力私相授受,如能夠私相授受,權力就不是公有,部落聯盟就屬於烏有子虛。其三,註釋者並不瞭解堯與舜之間的血緣關係,更不瞭解四嶽的本來含意。所謂四嶽,不過是黃帝家族內部擁有實權的臣宰們組成的貴族。黃帝及其之後的五帝傳位,不是一脈相傳而是兩脈相傳,是在黃帝兩個兒子,即昌意與玄囂後代中相傳,換句話說,顓頊、帝嚳、堯,舜、禹都是黃帝的嫡系子孫。

由此觀之,中國歷史上並沒有禪讓制度,也沒有產生禪讓的經濟基礎。炎帝一朝以神農氏命名,說明當時中國已進入農耕社會,自私狹隘的農業經濟,只能產生一家天下爲基礎的專制制度。

所謂的禪讓,純是天真史學家編造的歷史童話。子虛烏有的傳說,卻給後世軍事寡頭提供了和平奪取皇權的依據,曹丕撿起古人的夢囈,在溫文爾雅的形式中完成了權力移交。所謂“禪讓”,不過是一場宮廷政變,主動者是擁有軍權的'屬下,屬下手中的軍權,已膨脹到沒有制約的地步。被動者是擁有皇權的聖上,失去軍權的皇權已變成負數,連人身自由一家平安都丟失殆盡。然而曹丕不願留下強枝凌乾的罵名,就要把主動的急不可待,變成被動的難以拒絕;把傀儡皇帝對皇權的割捨不得,變成情真意切、千乞百求的“禪讓”;企求承歡新主子的大臣們,自然要充當前臺的執行導演,他們穿梭於今日皇帝與明日皇帝之間,一面逼宮,一面勸進。他們之所以甘做惡人,無非要謀進身之階,故而不惜以名節貞操作爲資本,儘可能追求加官晉爵的豐厚利潤,想做更加體面的開國功臣。在編纂《三國志》、《後漢書》時候,陳壽、范曄將逼宮過程都忽略了,令讀者看不出“禪讓”後邊的蛛絲馬跡。好在裴松之爲偏於簡略的《三國志》作註釋時,補充了大量史料,使後世有幸看到“禪讓”這齣戲劇的一個側面,雖然不完整,但極其生動。

延康元年 (公元220年),漢獻帝在脅迫之下,發出“禪讓”的第一道詔書,以羨慕唐堯讓位於虞舜爲理由,決定步其後塵,禪位於魏王曹丕。詔書一發出,中郎將李伏便獻圖讖之說,勸曹丕登基。侍中劉謾、辛毗、劉曄,尚書令桓階及陳羣、陳矯等隨之附和。曹丕表態說:“犁牛身上的花紋與老虎相像,莠草小時很像禾苗,很多事情(做起來)像是對的,其實不對,就像今天(你們所說的)。究察你們所說的事情,實在是加重了我的罪過。”(原文爲:“犁牛之駁似虎,莠之幼似禾,事有似是而非者,今日是矣。睹斯言事,良重吾不德。”)

太史丞許芝把當時蝗蟲成災解釋成最爲祥瑞的徵兆,就像2008年一些主流文化人將川北幾萬只青蛙亂走亂跳解釋爲天降祥瑞一樣,引用大量的圖讖之說第二次勸進。曹丕說:“我恩德太少,聲名太鄙微,恩未被四海,澤未及天下,雖然傾倉竭府拿糧食衣物等賑濟魏國百姓,但是寒者未盡暖,飢者未盡飽,我爲此整夜整夜地憂愁畏懼。我以解除百姓疾苦爲終生目標,這是真的。你們應該將這個宣示全國,使國人明白我的赤膽忠心。”(原文爲:“今吾德至薄也,人至鄙也……恩未被四海,澤未及天下,雖傾倉竭府以賑魏國百姓,猶寒者未盡暖,飢者未盡飽。夙夜憂懼,弗敢遑寧……卒不虛言也。宜宣示遠近,使昭此心。”)這是推辭謙讓嗎?不!是要開動手中掌握的宣傳工具,赤裸裸地沽名釣譽,並欽定了宣傳大綱做輿論導向。他要借大臣的炒作,達到欺騙天下盜取民心的目的,爲逼宮奪權做好鋪墊。值得肯定的是,曹丕畢竟是頭腦冷靜的政治家,他知道在專制制度下,民心在權力和平移交中的重要性。曹丕扮演了A、C兩種角色。在集團內部,由於他與部下的共同利益,故此敢以赤裸裸的A角示之;對全國民衆,則立即改容換貌,示之以虛僞欺詐的C角,目的在於以小惠收攬人心;他沒有扮演稍加修飾的B角,因爲在內部沒有必要,在外部沒有膽量。

大臣們心明如鏡,爲了成全曹丕的至德形象,桓階、陳羣、辛毗、劉曄等不知疲倦地依然勸進。曹丕第三次表態說:應該讓四面八方都知道我不做皇帝,只在解除百姓疾苦的志向。我“與上,我無顏面對上天顯示的祥瑞之兆,與下我愧對讀書人和普通民衆,道德還不如封國的王侯,哪裏敢和皇帝相比!”(原文爲:“上慚祥瑞,下愧士民,德尚未堪偏王,何言帝者也!”),並制止說,“勸進的話不要再提,我只重視死後的聲譽”。司馬懿、鄭渾、鮑勳、武周等以大致相同的理由第四次勸進,曹丕說:塵世上道義最重要,所有其他均無所謂;我不當皇帝的決心已定,“石可破而不可奪堅,丹可磨而不可奪赤”,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再這樣勸進,我就要以不肯做皇帝而出逃的叔齊、伯夷爲榜樣,你們能改變我堅如鐵石的意志嗎?

曹丕在集團內部又拿出不肯做皇帝的C角面貌,這同之前的態度似乎矛盾了!不,不過省略了“你們將我的這個態度要公開告訴國人”而已。在他們內部,和平奪權是既定方針,沒有必要加以掩飾。掩蓋目的而以矯情示人者,是給成員的宣傳大綱。

漢獻帝的第二道詔書頒佈下來,講述了禪讓的三條理由:一、帝王不一姓,這是自古以來所崇尚的,應該換代就換代,歷史的選擇不是永遠的選擇;二、東漢王朝的氣數已經盡了,這在很久以前已表現出來;三、魏武王曹操譽滿華夏,今魏王曹丕大功大德四方交贊,人神響應,天命已經在你身上。在引用了歷史上幾次禪讓的美談之後,還效法堯將兩個女兒娥皇、女英嫁給舜的故事,將自己兩個女兒送給曹丕做嬪妃。並讓人送去皇帝玉璽,以示禪讓的決心。其實,只有局內人知道,詔書是大臣們擬定強逼獻帝蓋印的,玉璽是曹丕派人強行索取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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