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寫列夫托爾斯泰作文
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19世紀中期俄國批判現實主義作家、思想家，哲學家。下面就是小編分享的描寫列夫托爾斯泰作文，一起來看一下吧。
描寫列夫托爾斯泰作文篇一
他，是一位文學巨匠，是一位文壇泰斗，是無數文學者崇拜的、所景仰的偉人；很多人再見到他之前，正襟危坐，誠惶誠恐，初見他時，尷尬而不確定，見到他後，心中的敬仰有增無減；他，就是列夫·托爾斯泰！
在茨威格筆下的他，雖是相貌平平，無法讓人對他的外貌輕易留下什麼深刻的印象，但是他那雙眼眸中迸射出的犀利的目光，卻如同刀劍一般，很難使他不在見過他的人們心中留下深深的烙印。就彷彿他所有的智慧、所有的天才靈感在外貌表現上都聚集到了他那雙刀劍一般的眸子中。試想一下，如此的一個大文豪，他那全身的智慧都聚集在了一雙狹小的眼睛中是什麼樣子！那樣的目光就如同夜中的一道閃電，瞬間劃破天幕照亮世界；那樣的目光就好似一柄鋒利的匕首，猛然間刺透僞裝直中心臟；那樣的目光就像是有魔力一般，使看見了、與那目光相互對視的人總會感覺到自己彷彿被定住了，就連想要衝破束縛的意識都喪失了，就那樣，毫無抵抗力的，任由那犀利的目光透過自己的雙眸，看向自己的意識深處，看清自己的靈魂深處。
那樣的一雙眼睛，也同樣看清了當時社會背景的核心。
他所生活的那個社會是陰暗的，是毫無光亮的，是那種能將一切罪惡與哀嚎隱藏起來卻又任其發展的，即使是他鏗鏘有力的'筆觸也未能使它有絲毫的改變，那些貴族統治者幾乎成了當時社會上的魔鬼，人類善良的本性早已被利益所矇蔽，每個人的眼力只有利益、利益！
同樣是貴族，他卻不一樣。利劍一樣的雙眸絲毫沒有生鏽的徵兆，犀利的目光一就如同純淨的寶石，沒有一點點的雜質，他看清了當時的社會，看清了當時的一切世事……
幾乎沒有人能抵擋得了一把利劍的傷害，哪怕是它的主人——列夫·托爾斯泰就被他自己的利劍所“重創”了。
黑暗骯髒有如地獄一般的社會所帶給他心靈與精神上的傷害一點也不比帶給貧民生活上的傷害小，他自己自己無力改變這樣的社會，這樣殘敗不堪、千瘡百孔的社會，就如同一個核已經被蛀蟲侵蝕的蘋果，無藥可救了，但是他從內心深處不願與其他貴族同流合污，那樣的行爲令他反感、憎惡，於是，他毅然決定遠離這污濁之地——他放棄了自己的貴族身份，拋棄了自己的榮華富貴，甚至不惜與自己至愛的親人分別，去尋求自己的一方淨土！
他最後什麼都沒有了。至少在他人看來是這樣的，他失去了家庭、名譽、地位……但是，他的內心卻因此而得以平息，他可以坦坦蕩蕩地說：我的生活是乾淨的。他所得到的，是用再多的金錢也換不來的精神的輕鬆。
我敬佩、我崇拜列夫·托爾斯泰，不僅是因爲他在文學方面獨特的創造還有他的執着、他的勇敢，他敢於放下一切，從一個擁有常人所羨慕的貴族，淪落帶一個爲自己的生計犯愁的平民，只爲求得一份乾淨的生活，他淡泊名利、安貧樂道，無論什麼時候，他對他的所作所爲問心無愧，對得起自己的心！
描寫列夫托爾斯泰作文篇二
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19世紀中期俄國批判現實主義作家、文學家、思想家，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復活》，也創作了大量的童話。其作品深刻地展現了俄國劇烈的社會變動。
列夫·托爾斯泰是現實主義的頂峯作家之一。他的文學傳統不僅通過高爾基等蘇聯作家所批判地繼承和發展，在世界文學中也有其巨大影響。在文學創作和社會活動中，他提出了“托爾斯泰主義”，對很多政治運動有着深刻影響。
早年經歷
托爾斯泰1歲半喪母，9歲喪父，他由家裏的親戚撫養成人。1845年考入喀山大學東方語言系，攻讀土耳其、阿拉伯語，期中考試不及格，第二年轉到法律系。他不專心學業，癡戀社交生活，同時卻對哲學，尤其是對道德哲學產生濃厚的興趣，喜愛盧梭的學說及其爲人，並廣泛閱讀文學作品。1847年4月秋天爲農民子弟興辦學校。11月起名義上在圖拉省行政管理局任職，次年12月被提升爲十四品文官。1851年托爾斯泰和他的兄長前往高加索當兵。1852年他參加了一場戰鬥，表現勇敢，且發表了小說《童年》。
1853年托爾斯泰讀到了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非常欽佩。1854年托爾斯泰被調往多瑙河戰線，並參與了克里米亞戰爭中的塞瓦斯托波爾圍城戰，寫成《少年》、《青年》和《塞瓦斯托波爾故事集》。
1855年11月托爾斯泰離開軍隊回到聖彼得堡，重新投入娛樂圈，酗酒好賭。偏激的個性導致他與屠格涅夫長達17年的決裂。
創作初期
托爾斯泰在高加索時開始創作，在《現代人》雜誌上陸續發表《塞瓦斯托波爾故事》等小說。1855年11月他來到彼得堡，受到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等人的歡迎，並結識岡察洛夫、費特、奧斯特洛夫斯基、德魯日寧、安年科夫、鮑特金等作家和批評家。托爾斯泰傾向於德魯日寧等人的觀點，但又認爲任何藝術不能脫離社會生活。至1859年，他同《現代人》雜誌決裂。1856年底以中尉銜退役。次年年初到法國、瑞士、意大利和德國遊歷。
1856年他就起草方案，準備以代役租等方法解放農民，並在自己莊園試行。1860年因長兄尼古拉逝世，更加深了悲觀情緒。1859至1862年間幾乎中輟創作，先後在亞斯納亞·波利亞納和附近農村爲農民子弟辦了20多所學校，並曾研究俄國和西歐的教育制度，1860至1861年還到德國、法國、意大利、英國和比利時等國考察各國學校。後又創辦《亞斯納亞·波利亞納》等教育雜誌。1862年7月他外出時，家中遭到憲兵連續兩天的搜查。不久他關閉了學校。
婚姻生活
1862年托爾斯泰與17歲的索菲亞·安德列耶芙娜·托爾斯塔婭（СофьяАндреевнаТолстая）結婚，索妮婭是沙皇御醫的女兒，他們前後育有13個孩子。他和妻子的關係至今仍有爭論，可以確認的是大部分時光他們過得不錯，他妻子幫助他管理莊園，這使得托爾斯泰可以將全部時間用於文學作品的精雕細刻，在這裏，托爾斯泰給人類留下了《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傳世之作。他每一部作品都要修改很多次，他妻子也進行謄清和保存文稿的工作。
新婚之後，革命形勢逐漸轉入低潮，他也逐漸克服了思想上的危機。他脫離社交，安居莊園，購置產業，過着儉樸、寧靜、和睦而幸福的生活。從1863年起他以6年時間寫成巨着《戰爭與和平》。1866年他出席軍事法庭爲士兵希布寧辯護。希布寧因不堪軍官的虐待打了軍官的耳光，雖經托爾斯泰爲之奔走，希布寧卻終被槍決。這一事件使他開始形成反對法庭和死刑的看法。
思想轉變
1869年9月因事途經阿爾扎馬斯，深夜在旅館中突然感到一種從未有過的憂愁和恐怖。這就是所謂“阿爾扎馬斯的恐怖”。1868年秋至1869年夏，他對叔本華哲學發生興趣，一度受到影響。
從70年代初起，他開始新的思想危機和新的探索時期。他研讀各種哲學和宗教書籍，不能找到答案。這些思想情緒在當時創作的《安娜·卡列尼娜》中得到鮮明的反映。他訪晤神父、主教、修道士和隱修士，並結識農民、獨立教徒康·修塔耶夫。他終於完全否定了官辦教會，接受了宗法制農民的信仰，最後在70至80年代之交新的革命形勢和全國性大饑荒的強烈影響下，棄絕本階級，完成了60年代開始醞釀的世界觀的轉變，轉到宗法制農民的立場上。
在《懺悔錄》（1879～1880）等論文裏，他廣泛闡述自己思想轉變的過程。然而，他卻反對暴力革命，宣揚基督教的博愛和自我修身，要從宗教、倫理中尋求解決社會矛盾的道路。托爾斯泰富於獨創性。從此托爾斯泰厭棄自己及周圍的貴族生活，不時從事體力勞動，自己耕地、縫鞋，爲農民蓋房子，摒絕奢侈，持齋吃素。他也改變了文藝觀，指斥自己過去的藝術作品包括《戰爭與和平》等巨着爲“老爺式的遊戲”，並把創作重點轉移到論文和政論上去，以直接宣傳自己的社會、哲學、宗教觀點，揭露地主資產階級社會的各種罪惡。當時寫的劇本、中短篇小說以及民間故事，同樣爲了這一目的。
他還從事廣泛的社會活動：1881年因子女求學全家遷居莫斯科，他訪問貧民窟，參加1882年莫斯科人口調查，深入瞭解城市下層生活；1881年他上書亞歷山大三世，請求赦免行刺亞歷山大二世的革命者。1891年給《俄國新聞》和《新時代》編輯部寫信，聲明放棄1881年後自己寫的作品的版權；1891至1893年和1898年，先後組織賑濟梁贊省和圖拉省受災農民的活動；他還努力維護受官方教會迫害的莫洛康教徒和杜霍包爾教徒，並在1898年決定將《復活》的全部稿費資助杜霍包爾教徒移居加拿大。
從18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托爾斯泰增強了對社會現實的批判態度，對自己宣傳的博愛和不抗惡思想也常常感到懷疑。這在《哈澤—穆拉特》等作品中有所反映。沙皇政府早就因他的《論饑荒》一文而企圖將他監禁或流放，但懾於他的聲望和社會輿論而中止。至此又因《復活》的發表，指責他反對上帝，不信來世，於1901年以俄國東正教至聖宗教院的名義革除他的教籍。這個決定引起舉世的抗議，托爾斯泰卻處之泰然。同年他因沙皇政府鎮壓學生運動而寫《致沙皇及其助手們一文》；次年致函尼古拉二世要求給人民自由並廢除土地私有制；1904年撰文反對日俄戰爭。他同情革命者，也曾對革命的到來表示歡迎，但卻不瞭解並回避1905年革命。而在革命失敗後，他又反對沙皇政府殘酷殺害革命者，寫出《我不能沉默》一文。
晚年時代
托爾斯泰在世界觀激變後，於1882年和1884年曾一再想離家出走。這種意圖在他80至90年代的創作中頗多反映。在他生前的最後幾年，他意識到農民的覺醒，因爲自己和他們的思想情緒有距離而不免悲觀失望；對自己的地主莊園生活方式不符合信念又很感不安。他的信徒托爾斯泰主義者和他的夫人之間的糾紛更使他深以爲苦。
在托爾斯泰離家之前，他與妻子的決裂程度人人皆知。一天晚上，夫妻二人又鬧不和。之後，托爾斯泰的妻子曾跪下懇求托爾斯泰爲她再讀一遍早年時代丈夫爲自己創作的詩歌和散文，以找回當初的甜蜜，但是托爾斯泰當時已死了心。最後，他於1910年10月28日從亞斯納亞·波利亞納祕密出走。在途中患肺炎，11月7日（陽曆11月20日）在阿斯塔波沃車站逝世。遵照他的遺言，遺體安葬在亞斯納亞·波利亞納的森林中。墳上沒有樹立墓碑和十字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