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褒的詩全集 兩漢詩人王褒
王褒,字子淵,西漢人,文學家,生卒年不詳。蜀資中(今四川省資陽市雁江區墨池壩)人。其生卒年失載,只知他文學創作活動主要在漢宣帝(公元前73~前49年在位)時期。他是我國曆史上著名的辭賦家,寫有《洞簫賦》等賦十六篇,與揚雄並稱“淵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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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懷 渡河北、 洞簫賦
王褒生平王褒字子淵,漢朝著名文人,生卒年不詳。蜀資中(今四川省資陽市雁江區)人,他的生卒年失載,只知他的文學創作活動主要在漢宣帝(公元前73~前49年在位)時期。他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辭賦家。 王褒的少年時期就善於寫,工於作賦,對音樂也有較高修養。當時漢宣帝是一個十分喜愛文學與音樂的皇帝,自己也會創作,因而經常徵召各地在這方面有造詣文士到長安。擔任皇家的文學和音樂方面的“待詔”。益州刺史王襄得知王褒是位很有才學人,就請他來到成都,讓其在成都寫詩,並將他寫詩配上音樂歌唱。王褒又爲王襄作傳,故深得王襄賞識,上奏推薦王褒爲過人之才。漢宣帝立即下令召見。
王褒進京之後,漢宣帝就出了個題目,要他寫一篇《聖主得賢臣頌入這篇文章怎麼寫。王褒是頗費一番斟酌的。構思時他想到馬,所以文中便出現馬跑的“情景”,“縱馳騁騖、忽如景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壹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王褒是以寫馬寫出善御者六轡在手,操縱自如,意在用良御御駿馬比喻聖主得到賢臣,從一個側面反映漢宣帝勵精圖治的景象。這篇文章是王褒散文代表作,描述十分生動、音樂也頗爲急促、使人如見其馬、如聞其聲。這篇文章深得漢宣帝好感,他任命王褒爲待詔、不久又升爲諫議大夫。
王褒又寫有《僮約》,這是他的作品中最有特色文章,記述他在四川時所親身經歷事。神爵三年(公元前 59年),王褒到“煎上”就渝上(今四川彭州市一 帶)時,遇見寡婦楊舍家發生主奴糾紛,他便爲這家奴僕訂立一份契券,明確規定奴僕必須從事的若干項勞役,以及若干項奴僕不準得到生活待遇。這是一篇極其珍貴歷史資料,其價值遠遠超過受到漢宣帝讚賞的《聖主得賢臣頌》之類的辭賦。在《僮約》中有這樣記載:“膾魚炮鱉、烹茶盡具”;“牽犬販鵝、武陽買茶”。這是我國,也是全世界最早關於飲茶、買茶和種茶記載。由這一記載可以知道,四川地區是全世界最早種茶與飲茶地區;武陽(今四川彭山)地區是當時茶葉主產區和著名茶葉市場。此外,他所描述當時奴僕們的勞動生活,奴伴關係,是研究漢代四川社會情況的極爲重要材料,可以使人從中瞭解到西漢社會生活一個側面。
王褒特別善於寫詠物小賦,他是漢代寫詠物小賦的代表作家。其代表作洞蕭賦凡甘泉賦人在當時即獲得了很高的評價。洞蕭本是古代一種排蕭,發音清晰而幽靜,在宮廷與民間都廣泛使用。《洞蕭賦》既描述蕭管之所生,寫出了竹林中的景物;又表現蕭聲之動人,極盡描繪和誇張。全篇用楚辭的凋子,以大量的文字鋪敘洞蕭的聲音、形狀、音質和功能。音調和諧,描寫細緻,形象鮮明,風格清新。這種賦不同於漢代大賦,而屬於驕麗可喜、娛悅耳目的詠物小賦。如其中的一段:“朝露清冷而隕其測兮,玉液浸潤而承其根。孤雌寡鶴娛優乎其下兮,春禽羣嬉戲翱翔乎其顛。秋綢不食抱朴而長吟兮,玄猿悲嘯搜索乎其間。處幽隱而奧屏兮,密漠油以獺摻。惟詳漢宣帝與漢武帝一樣,信神仙,好遊獵。王褒在京中任職了一段時期後,漢宣帝聽信方士之言,要他回益州去祭祀傳聞之中的“金馬碧雞之寶”。不料竟在途中染病,未得醫治即死於旅途之中。
王褒墓地遺址王褒墓和王褒墨池位於資陽市雁江區墨池壩。王褒墓外形是一個小山丘,上面種植着莊稼與果樹。據當地人介紹,墓穴裏很寬大,但歷年多次被盜後,裏面已經沒什麼東西。山丘旁立着一塊石碑,上書:“資陽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西漢諫議大夫王褒墓資陽市人民政府2001年5月16日公佈雁江區人民政府立”。一兩百米遠處有王褒墨池,大小相連的兩個水池,周圍雜亂,水面骯髒。水池不遠立着石碑,上書:“資陽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西漢王褒大小墨池資陽市人民政府2002年3月26日公佈雁江區人民政府立”。石碑上的字跡已經模糊不清了。
王褒文學貢獻武帝在位五十四年,一改西漢前期的黃老無爲政治而爲尊儒的多欲政治,對外用兵,對內興作,好大喜功,風氣侈靡,固然成就了一代鼎盛輝煌,也爲賦體文學的創作繁榮提供了豐饒的土壤,但是畢竟付出了 海內虛耗,戶口減半 ,經濟瀕於崩潰的沉重代價,故而昭帝即位後,復行無爲政治,與民休養生息,於是賦壇相對沉寂了一個時期。到宣帝時,一方面 數審詔公卿大夫務行寬大,順民所疾苦 ,使國家出現史稱 中興 的景象;一方面又重 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羣書,博盡奇異之好,徵能爲《楚辭》九江被公,召見誦讀,益召高材劉向、張子僑、華龍、柳褒等待詔金馬門。……
頗好歌,欲興協律之事,……頗好神仙…… (《漢書·王褒傳》),因此辭賦創作再次振起。史載: 上令褒與張子僑等並待詔,數從褒等放獵,所幸宮館,輒爲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 但是規模、氣象畢竟不如從前,而顯出自頂峯下滑的勢態。像司馬相如《子虛賦》所表現的那種聲勢氣魄,已經不見;而且就在王褒爲宣帝大獵、宮館作賦歌頌的時候,甚至遭到輿論非難, 議者多以爲淫靡不急.這實際上預示了漢賦的開始衰微。王褒,字子淵,蜀地資中(今四川省資陽縣)人。生卒年不可考。宣帝時,因益州刺史王襄奏薦其有逸才,受徵有,不久擢爲諫大夫。
王褒是這一時期藝術上成就最爲突出的賦家。他的賦《漢書·藝文志》著錄有十六篇,但是流傳至今的只有存於《漢書》本傳的《聖主得賢臣頌》,存於《藝文類聚》的《甘泉宮頌》,存於《文選》的《洞簫賦》,以及存於《楚辭》的《九懷》等。
王褒是漢代最具有文學情趣的賦家。他的賦往往並不追求政治上的諷諭規誡,而是 闢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顯現出唯美的 辯麗可喜 , 娛悅耳目 ,有 鳥獸草木多聞之觀 的純文學屬性,因此不符合當時儒家言志尚用的標準,但卻更具作爲語言藝術陶冶性情的審美價值。這從《漢書》本傳所載:太子體不安,苦忽忽善忘,不樂。詔使褒等皆之太子宮虞侍太子,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造作。 使得太子 疾平復 ,可見一斑。隨着社會文明的不斷髮展,人類的精神需求、美感享受也必定趨向更加豐富的多元化。其實早在春秋後期,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已經注意到了這點。他的 《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 的著名論斷就是證據。從這一意義上講,王褒賦所自覺表現出的唯美意識,不僅在當時賦壇獨樹一幟,而且符合文學自身發展的客觀規律。《洞簫賦》可以說是王褒美賦的代表作。
此賦在藝術形式上採用騷體,但內容卻並非賈誼以來抒發憂思悲慨的 緣情 ,而是細緻描繪洞簫的 體物 ,完全是大賦的格局,庶幾可以標明漢代騷體賦終於完成了由辭到賦的轉化。同時這種獨特風格的騷韻大賦,又不以 敘客主爲首引 ,虛構人物,進行問答,而是開始即對所詠之物直接描繪再現;也不在 卒章顯其志 ,着意規誡,勸百諷一,而是意在表現小小洞簫的竹質、製作、聲音、功效,從外形到內理,音容體貌無不生動畢見,美輪美奐,自然地流露出作者對美好事物的讚歎愛賞。另外,在語言上也不是散韻分離,堆垛奇字,而是始終用韻,音調和美,而且鋪排之中,多用精巧駢偶。例如描寫洞簫竹幹:託身軀於後土兮,經萬載而不遷。吸至精之滋熙兮,稟蒼色之潤堅;感陰陽之變化兮,附性命乎皇天。……朝露清泠而隕其側兮,玉液浸潤而承其根。孤雌寡鶴優乎其下兮,春禽羣嬉翱翔乎其巔。秋蜩不食,抱朴而長吟兮;玄猿悲嘯,搜索乎其間。處幽隱而奧屏兮,密漠泊以猭. 惟詳察其素體兮,宜清靜而弗喧。……
可謂鍾天地自然之靈秀,秉性素潔而清靜,恰是極佳簫材。用筆精細,頗具詩情畫意。凡此種種,都和司馬相如所定型的散體大賦區別明顯,表現了藝術上難能可貴的創新。詠物賦最早起於荀卿的《雲》、《蠶》,但詞既簡略,又多隱語,只是初具雛形而已。晉代葛洪《西京雜記》雖說過景帝時樑孝王曾使枚乘作《柳賦》,路喬如作《鶴賦》,鄒陽作《酒賦》,公孫乘作《月賦》,羊勝作《屏風賦》,而且其中《柳賦》、《鶴賦》、《月賦》、《屏風賦》還載在《古文苑》中,但是歷來都被懷疑爲僞託,不足信。因此,《洞簫賦》實爲當下所能見到繼荀卿之後完成詠物賦體的第一篇。這不僅豐富了當時已露式微的大賦,而且對後世詠物文學也都影響深遠。
王褒文學成就王褒少年時期就善於寫,工於作賦,對音樂也有較高的修養。當時的漢宣帝是一個十分喜愛文學與音樂的皇帝,自己也會創作,因而經常徵召各地在這方面有造詣的文士到長安。擔任皇家的文學、音樂方面的“待詔”。益州刺史王襄得知王褒是位很有才學的人,就請他來到成都,讓他在成都寫詩,並將他寫的詩配上音樂歌唱。王褒又爲王襄作傳,故深得其賞識,上奏推薦王褒有過人之才。漢宣帝立即下令召見。
王褒進京之後,漢宣帝就出了個題目,要他寫一篇《聖主得賢臣頌》。這篇文章怎麼寫,王褒是頗費了一番斟酌的。構思時他想到了馬,所以文中便出現了馬跑的“情景”,“縱馳騁騖,忽如景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壹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王褒以寫馬寫出善御者六轡在手,操縱自如,意在用良御御駿馬比喻聖主得賢臣,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漢宣帝勵精圖治的景象。這篇文章是王褒散文的代表作,描述十分生動,音樂也頗爲急促,使人如見其馬,如聞其聲。這篇文章深得漢宣帝的好感,他任命王褒爲待詔,不久又升爲諫議大夫。
王褒還寫有《四子講德論》,也是歌頌當時朝廷的作品,文采也很富麗,有“夫鴻均之世,何物不樂”等句,意思即指天下太平。他寫有《九懷》,這是王褒比較重要的作品,爲追思屈原之辭。作者對偉大的愛國詩人屈原是崇敬的,對其不幸遭遇是同情的,所以《九懷》寫得既有情感又有文藻,頗有《離騷》的風格。後來劉向編定《楚辭》、王逸作《楚辭章句》,都收入了此文,《全蜀藝文志》也著錄了全文。
王褒又寫有《僮約》,這是他的作品中最有特色的文章,記述他在四川時所親身經歷的事。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王褒到“煎上”即渝上(今四川彭州市一帶)時,遇見寡婦楊舍家發生主奴糾紛,他便爲這家奴僕訂立了一份契券,明確規定了奴僕必須從事的若干項勞役,以及若干項奴僕不準得到的生活待遇。這是一篇極其珍貴的歷史資料,其價值遠遠超過了受到漢宣帝讚賞的《聖主得賢臣頌》之類的辭賦。在《僮約》中有這樣的記載:“膾魚炮鱉,烹茶盡具”;“牽犬販鵝,武陽買茶”。這是我國,也是全世界最早的關於飲茶、買茶和種茶的記載。由這一記載可以知道,四川地區是全世界最早種茶與飲茶的地區;武陽(今四川彭山)地區是當時茶葉主產區和著名的茶葉市場。此外,他所描述的當時奴僕們的勞動生活,奴伴關係,是研究漢代四川社會情況的極爲重要的材料,可以使人從中瞭解到西漢社會生活的一個側面。
王褒特別善於寫詠物小賦,他是漢代寫詠物小賦的代表作家。其代表作《洞簫賦》在當時即獲得了很高的評價。洞蕭本是古代的一種排蕭,發音清晰而幽靜,在宮廷和民間都廣泛使用。《洞簫賦》既描述蕭管之所生,寫出了竹林中的景物;又表現蕭聲之動人,極盡描繪和誇張。全篇用楚辭的凋子,以大量的文字鋪敘洞蕭的聲音、形狀、音質和功能。音調和諧,描寫細緻,形象鮮明,風格清新。這種賦不同於漢代大賦,而屬於驕麗可喜、娛悅耳目的詠物小賦。如其中的一段:“朝露清冷而隕其測兮,玉液浸潤而承其根。孤雌寡鶴娛優乎其下兮,春禽羣嬉戲翱翔乎其顛。秋綢不食抱朴而長吟兮,玄猿悲嘯搜索乎其間。處幽隱而奧屏兮,密漠油以獺摻。惟詳漢宣帝與漢武帝一樣,信神仙,好遊獵。王褒在京中任職了一段時期後,漢宣帝聽信方士之言,要他回益州去祭祀傳聞之中的“金馬碧雞之寶”。不料竟在途中染病,未得醫治即死於旅途之中。
王褒和他的作品對後世是有影響的。明代楊慎不僅在他編輯的《全蜀藝文志》裏選有王褒的作品,還專門作了《王子淵祠》詩,詩云:“偉曄靈芝發秀翹,子淵擒藻談天朝。漢皇不賞賢臣頌,只教宮人詠洞蕭。”該詩用比喻的手法,讚譽了王褒的才華:文采秀髮,擅長辭賦,談耀一代;全詩對王褒表示惋惜,對漢主予以諷刺。
王褒成就及榮譽茶爲貢品、爲祭品,已知在周武王伐紂時、或者在先秦時就已出現。而茶作爲商品,則時下知道要在西漢時纔出現。西漢宣帝神爵三年(前59年)正月裏,資中(今四川資陽)人王褒寓居成都安志裏一個叫楊惠的寡婦家裏。楊氏家中有個名叫“便了”的髯奴,王褒經常指派他去買酒。便了因王褒是外人,替他跑腿很不情願,又懷疑他可能與楊氏有曖昧關係,有一天,他跑到主人的墓前傾訴不滿,說:“大夫您當初買便了時,只要我看守家裏,並沒要我爲其他男人去買酒。”
王褒得悉此事後,當時就氣不打一處來,一怒之下,在正月十五元宵節這天,以一萬五千錢從楊氏手中買下便了爲奴。
便了跟了王褒,極不情願,可也無可奈何,但他還是在寫契約時向王褒提出:“既然事已如此,您也應該向當初楊家買我時那樣,將以後凡是要我乾的事明明白白寫在契約中,要不然我可不幹。”
王褒這人擅長辭賦,精通六藝,爲了教訓便了,使他服服貼貼,便信筆寫下了一篇長約六百字題爲《僮約》的契約,列出了名目繁多的勞役項目和幹活時間的安排,使便了從早到晚不得空閒。契約上繁重的活兒使便了難以負荷。他痛哭流涕向王褒求情說,如是照此幹活,恐怕馬上就會累死進黃土,早知如此,情願給您天天去買酒。
這篇《僮約》從文辭的語氣看來,不過是作者的消遣之作,文中不乏揶揄、幽默之句。但王褒就在這不經意中,爲中國茶史留下了非常重要的一筆。
《僮約》中有兩處提到茶,即“膾魚炰鱉,烹茶盡具”和“武陽買茶,楊氏擔荷”。“烹茶盡具”意爲煎好茶並備好潔淨的茶具,“武陽買茶”就是說要趕到鄰縣的武陽(今成都以南彭山縣雙江鎮)去買回茶葉。
對《華陽國志·蜀志》“南安、武陽皆出名茶”的記載,則可知王褒爲什麼要便了去武陽買茶。
從茶史研究而言,茶葉能夠成爲商品上市買賣,說明當時飲茶至少已開始在中產階層流行,足見西漢時飲茶已相當盛行。
在此還有必要贅述一點,美國茶學權威威廉。烏克斯在其《茶葉全書》中說:“5世紀時,茶葉漸爲商品”,“6世紀末,茶葉由藥用轉爲飲品。”他如果看到王褒的這篇《僮約》,恐怕不會說如此武斷的話,因爲《僮約》提到“武陽買茶”這件涉及商品茶的事實的確切時間是公元前59年的農曆正月十五,比《茶葉全書》所謂的5世紀要提前五個世紀。
王褒評價王褒早年的經歷,我們不大清楚。漢宣帝時,由於宣帝喜愛辭賦,先後徵召文學之士劉向、張子僑、華尤、柳褒等待詔金馬門。王褒也得到益州刺史王襄的推薦,被召入京,受詔作《聖主得賢臣頌》。宣帝令他與張子僑等一起待詔,多次帶他們田獵,經過宮館,便命他們寫作辭賦以爲歌頌。不久,將他提拔爲諫大夫(秩比八百石,低於縣令)。後來,聽說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宣帝命王褒前往祭祀,結果病死於途中。由此可見,王褒的仕宦經歷比較簡單,主要是充當皇帝的文學侍從,未見有何作爲。這種經歷,使他很難具備司馬相如那種獨立不羈、超凡脫俗的胸襟和氣魄;但他畢竟擺脫了拘守一隅的侷限,走出了巴山蜀水,因而眼界還是比較開闊的。
總之,作爲一個著名賦家,王褒沒有司馬相如那種磅礴的氣勢和批判精神,無法達到相如“廣博宏麗,卓絕漢代”的巨大成就;但他善於觀察生活,善於描寫那些獨具特色的事物。在漢賦的題材開拓、手法創新和語言錘鍊等方面,都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仍然不愧爲一代名家。他那詼諧幽默的語言風格,乃是巴蜀人民樂觀開朗性格的外在表現,在巴蜀文學史上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