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析紅樓夢人物
紅學研究是中國學術之林的奇葩，尊列於三大顯學之一，歷經百餘年而繁盛依舊。“紅樓人物評論”在其紅學史中更是經久不衰。百餘年來，評論家們對紅樓人物的解讀可謂豐富多彩，觀點、理念也五花八門，對人物的批評、讚揚，貶斥、肯定也莫衷一是。仔細觀察就會發現，在“紅樓人物評論”的浩瀚宇空中，有一種“自然”的評論模式與構架在默默支配着評論家們的筆觸與思維。
評論《紅樓夢》中的一位人物，評論家們一般會從這個人物的姓名說起，展開名義研究。因爲學者們認爲，曹雪芹在爲小說人物命名時，總會在這個名字上賦予一定的含義。可能會在名義上暗示這個人的命運，也可能會在名義中點出這個人的性情， 還可能在名義中批判這個人的品行。所以“名義研究”就成了評論紅樓人物的第一步。緊接着評論者們會將視點推進到這個人物的外貌特徵上，再通過這個人物的家世生平、來往經歷作一番論述。於是這就構成了紅樓人物評論的第二步——“外貌研究”、“身世研究”等等。《紅樓夢》中的人物之所以栩栩如生，其中有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這些人物性情各異，才華出衆。所以評論他們的性情、才學、能力就成了評論家們的重點。這樣一來就產生了紅樓人物評論的第三步——“性情研究”、“才學研究”等等。對於紅樓人物評論，有一個區別於其他小說人物評論的不同之處，就是增加了“結局研究”。原因在於曹雪芹給世人留下的是一本“殘書”，書中主要人物的最終結局還需要讀者猜測，於是第四步“結局研究”便成了紅樓人物評論環節中的一個亮點，甚至還形成了專門的學派——探佚學。有了前面四個步驟，最後還需要探究一下人物的意義與價值，借鑑一下曹雪芹的寫作方法與設計技巧等等，所以一般來說，第五步都會以人物的“價值與意義研究”作爲收尾。
至此，上面所勾勒的五個步驟與環節清晰可見：名義與外貌研究→身份與家世研究→性情與才學研究→命運與結局研究→價值與意義研究。這一評論鏈條就是衆多紅樓評論家們在評析人物時遵循的一種“套路”。在長達百餘年的評論史中，這一“套路”經過不斷的豐富完善，優化深入，逐漸形成了《紅樓夢》人物評論的模式與構架。有一點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這種模式與構架並非某一個人或者某一個羣體機構事先設計好，然後大家從此隨流，而是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導向之中，自然而然形成的“天然模式”。既然是天然模式，那麼研究形成這種模式的文化基因就勢在必行了。
《紅樓夢》人物評論的模式與構架是如何形成的？這個問題看似複雜，如果找準了它的“發源點”，回答起來又異常簡單。那麼這個“發源點”在哪裏？首先我們要知道，無論是真實的社會中人，還是書本中虛構的藝術之人，他們的共同點都是“人”。既然都是“人”，那麼在評價分析人物時，無論他是真實的還是虛構的，所使用的方法和切入點都一樣。
問題隨之而來了，在現實社會中我們去了解評析一個人物的一生，也需要問五個具有哲學化的問題：是誰？→從何而來？→能力何爲？→去往何處？→意義何在？如果把這五個問題和紅樓人物評論的五個步驟相對應，你會驚訝地發現它們結合得天衣無縫，原來如此——“是誰”對應的就是“名義與外貌研究”，“從何而來”對應的就是“身份與家世研究”，“能力何爲”對應的就是“性情與才學研究”，“去往何處”對應的就是“命運與結局研究”，“意義何在”對應的就是“價值與意義研究”。
用這種方式回答《紅樓夢》人物評論的模式與構架是如何形成的，意在把問題簡化，便於理解。然而造成這種“模式與構架”卻有着非常複雜的文化因素。換而言之，這種紅樓人物評論的模式與構架仍然是傳統文化基因導致的。如何用“文化基因”去解釋紅樓人物評論模式與構架的形成，還有待於深入探討，在此筆者做一些簡要分析，算是拋磚引玉吧。
一、爲什麼評論者們在評論紅樓人物時，要從“名義與外貌”切入
縱觀研究“紅樓十二釵”的論文，你會發現一個有意思的現象，絕大多數的評論者切入論文核心都是以“名義”與“外貌”爲入口的。這一現象看似隨機，但是其中卻包含着一種文化心理。換句話說，所謂的“隨機”其實是被相關的文化基因支配着。
“名字”與“外貌”是組成一個人所“獨有”的中心因素。名字雖然是符號，但是它代表的卻是一個人，它就像一張“標籤”，其中註明了這個人的品行、學識以及爲人處世的行爲。所以我們常聽說“要用自己的信譽去維護自己的名字”，就是這個道理。一個人的“外貌”更是獨一無二的，所以“名字”加上“外貌”組合起來的就是一個人所獨有的特徵。
評論家們以“名義與外貌”爲切入點，從而評析紅樓人物，就是想用最便捷的方式瞬間抓住紅樓人物的特徵。這一文化心理導致了紅樓評論家們的不約而同。
二、爲什麼在評論紅樓人物時都習慣於將其“身份與家世”做一番論述
在日常生活工作中，如果遇到需要自我介紹或者填寫履歷時，我們一般都會述說自己的籍貫、家庭出身然後，再講到自己。這已經形成了一種慣用模式，似乎每一個人也都在自覺地遵循着這種格式。久而久之“慣用模式”就會形成一種“思維模式”，在這種統一的思維模式下，就會讓評論者們在評析紅樓人物時，首先介紹一番人物的“身份與家世”。
這種評論現象歸根結底還是中國固有的“史官文化”基因所決定的。當我們研究某一段歷史中的人物時，一般都會追溯它的祖籍，去勾勒其家族的遷徙蹤跡、姓氏變化等等，似乎只有梳理完這一切才能言歸正傳。翻開司馬遷的《史記·項羽本紀》一開頭就是“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樑父即楚將項燕，爲秦將王翦所戮者也。”這種寫人物史傳的方式被後來的史書所遵循。所以你在看到評論者們評析林黛玉時，總會講述她的父親林如海是“前科探花，進士及第，祖上乃五世侯爵”等等。所以我們把一些學術現象放到大文化背景中去審視其根由，辨識它產生的來龍去脈，你就會見怪不怪了。
三、“性情與才學”爲什麼會成爲紅樓人物評論的重點
“性情與才學”是構成紅樓十二釵的核心要素，曹雪芹要讓閨閣昭傳，其彰顯的也是十二釵的“性情與才學”。從這個角度講，將“性情與才學”列爲評論的重點似乎也順理成章。然而這是從文本的角度而言的，如果從評論者的角度而言，又是什麼原因導致他們會將“性情與才學”視爲評析重點的呢？要理清這個文化內因，稍微麻煩一點。
中國文化博大精深，學派紛呈，可以說百花齊放。然而其中儒家文化的主流地位從漢武帝獨尊儒術開始就奠定了，直至當下也沒有被撼動過。這一點誰也不能否認！所以在中國知識分子身上所承襲的或者彰顯的儒家思想也最多。儒家文化當然是一個龐大的體系，如果以人爲核心去理解儒家，它要塑造的理想人格就是一個“內聖外王”的人。在儒家看來，所謂“內聖”就是道德的完成，所謂“外王”就是事功的完成。道德的完成最終也要通過事功來完成。我們常常說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八目，其中“修身”就可以理解爲“內聖”，齊家治國平天下就是“外王”。我們每一個承襲着儒家文化思想的中國人，都自然而然地尊崇着這一理想人格，並且也在積極地向“理想人格”靠攏對齊。同時也會用這種“理想人格”去審度他人。
上面講述了那麼多，想表達什麼呢？其實不難看出，所謂紅樓人物的“性情與才學”就是構建理想人格的必備要素。評論紅樓人物的“性情與才學”就是評論者們在有意無意之間用自己秉承的儒家思想去審度《紅樓夢》中人。如此一來就形成了以評論紅樓人物“才情”爲重心的評論架勢。
四、在紅樓人物評論中“命運與結局”爲什麼如此讓紅學家們着迷
生從何來？死往何去？這兩個終極問題一直困擾着人類，或者說這是一個永恆的哲學命題。如果不以個體生命歷程去做出詮釋的話，這兩個問題永遠也不會有標準答案。然而只有深入探究一件事情的起因、經過、結果三個方面，似乎才能構成事理的完整性，也纔不會讓人鄙視你“一問搖頭三不知”。“三不知”中的“三”指的就是起因、經過和結果。紅樓人物的“起因”和“經過”都在作者的明示下交代清楚了，唯一的“結局”卻還沒有答案，於是乎這一“好奇心”便促使紅學家們樂此不疲。
與其說是“好奇心”促使了紅學家們對探討紅樓人物“命運與結局”的癡迷，還不如說這就是一種文化審美情趣引起的癡迷。中國文化的審美情趣意在“朦朧”，旨在揭示“隱幽”。曹雪芹未完的書稿恰巧暗合了這種“朦朧”與“隱幽”的美學狀態，也完全切合了評論者們的“揭祕”心態，於是爲此“着迷”就衍生出來了。
五、紅樓人物的“價值與意義”爲什麼會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回答這個問題似乎也很簡單，每一個人都是單獨的個體，其思維方式、學識高低等等都可能導致他對同一件事情有着不同的看法。僅是這樣的回答，仍然還停留在問題的表面，因爲“見仁見智”的背後有着特殊的文化基因。
首先，對於中國傳統文化而言，重在一個“悟”字。所謂“悟”，就是當我們的知識積累到了一定的層面，通過融匯提升，讓我們的認知達到一個更高的境界，面對人生與社會，面對紛繁複雜、形形色色的關係網絡，在我們內心能做出一種什麼樣的判斷力。從“悟”字的結構上看，它是“吾”和“心”的結合，重在自我的體會。所以對於某人某事，其“意義與價值”也就見仁見智，理所當然了。正因爲如此，纔有了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上面那句精闢的名言——“正因讀者的眼光而有種種”。
其次，中國傳統式文人作學問的出發點就是“述而不作”。所謂“述”就是敘述，“作”就是發明創造。謙虛是我們的傳統美德，所以歷代文人都以自己只是敘述、闡發前人的思想，謙稱自己的言論不過是轉述聖賢的理念而已。殊不知，在爲聖賢闡發要義時處處都滲透着自己的思想與理論。評析紅樓人物的“價值與意義”似乎意在轉述曹雪芹早已設置好的理念，然而這恰恰爲評論者們表述自己的觀點開闢了一條通道，因此也就名正言順了。
再次，中國傳統治學方式之一，就是在“春秋筆法”中闡釋“微言大義”。“春秋筆法”是我國古代書寫歷史的一種方式與技巧，或者說是一門語言藝術，是孔子最先創造的寫作技法。曹雪芹將這一技巧運用得爐火純青，所以讀者很難看到他在書本中直抒胸臆的議論言辭。曹雪芹的思想似乎拋灑在衆多紅樓人物身上，如此以來，正切合了評論者們借闡釋“微言大義”直抒胸臆的慾望。緊接着，紅樓人物的“價值與意義”也在一番微言大義的闡釋中自然而然“見仁見智”了。
最後，在中國思想史中，對於一件事情，擺在第一位的就是如何獲得它的意義。在評論者們看來，這是重中之重，這也構成了“中國思想”的特點。無論事物還是人物，只有他具有意義和價值才能存在於當下，按照這樣的理念去評論《紅樓夢》們中的人物，自然就會形成以探求“價值與意義”的收尾方式。
探析《紅樓夢》人物評論的模式與構架是一個複雜而龐大的工程，非筆者如此三言兩語就能詮釋得清晰明白。如果這樣的淺析能給紅學研究帶來些許啓示，它的意義也自在其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