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策》前·言
一
春秋後期，社會經濟和階級關係發生了很大變動。周天子勢力漸衰，各諸侯國都要求獨立，想脫離周天子的“領導”，同時也爲了抵禦其它諸侯的侵襲，都想加強本國的勢力。當時，士(知識分子)這一階層的人也各自創立了自己的學說和學派，對治國之道各有自己的一套理論和方法。諸侯國君爲了加強本國的勢力，都需要積極地招賢納士。(《孔叢子·居衛》：“子思曰‘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各學派爲了讓諸侯國君採納自己這一學派的主張，就大力進行宣傳。於是產生了各個學派爲自己訓練“士”的大師。有的學派學生多到幾百、幾千。各學派的頭面人物親自到各諸侯國去宣傳遊說。孔丘曾到過齊、魯、衛、宋、陳、蔡、楚等國去遊說，墨翟也曾到過楚、魯、宋、齊等國去遊說。到了戰國時期，遊說之風更盛，荀子就到過燕、齊、楚、秦、趙等國去遊說，孟軻就到過魏、宋、鄒、滕、魯等國去遊說。孔丘的學生原憲就說過“學道不能行(實行)者謂之病。”(《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學道而行之”就是這些士津津樂道的，的確也是他們主觀的願望。事實上從這些士當中產生了許多我國古代的偉大思想家和具有偉大人格的人物。當然，多數的士他們“學道”的目的，正如孔丘的學生子張那樣，在於“幹祿”(《論語·爲政》)，也就是說在於學做官。孔門的學生做官的就非常多。如冉求爲季氏宰，子路爲季氏宰、爲蒲大夫、爲衛大夫孔悝之邑宰，子游爲武城宰，子賤爲單父宰，等等。其中最活躍的要推子貢，“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以上均見《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子貢簡直成了春秋時代的“縱橫家”了。
班固在《漢書·藝文志》裏說，春秋戰國時期，學派共有十家。韓非在《韓非子·顯學篇》裏說：“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當世最著名的學派是儒家和墨家。儒家的祖師是孔丘，墨家的祖師是墨翟。)他們互相批評、攻擊，又自我標榜，其目的就是要諸侯國君不要聽信別的學派的主張，而要他們實行自己這一學派的主張。代表儒家一派的荀子對墨子批評說：“我以墨子之‘非樂’也，則使天下亂;墨子之‘節用’也，則使天下貧。”(《荀子·富國》)(我認爲墨子主張“非樂”，是造成天下禍亂的根源;墨子主張“節用”，是造成天下貧窮的根源。)儒家另一派的頭頭孟軻更謾罵墨子說：“楊氏(名家代表楊朱)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孟子·滕文公下》)據孟子說“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可見墨翟的學說在當時曾產生過很大的影響。孟子還說“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楊朱和墨翟的學說不消滅，孔子的學說就無法發揚。)(均見《孟子·滕文公下》)儒、墨兩家的鬥爭簡直成了你死我活的鬥爭。不僅不同“家”互相批評、互相攻擊，甚至謾罵，即使同一“家”的不同派別也互相進行攻擊和自我標榜。例如孔子之後，“儒分爲八”(《韓非子·顯學篇》)，孟軻一派說，他纔是儒家的真傳。荀子對儒家幾派的批判，幾乎沒有一派能倖免，對孟軻這派批判尤甚(見《荀子·非十二子篇》)。縱橫家正是在這種“百家爭鳴”的形勢下崛起的一“家”。
《漢書·藝文志》說“從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行人之官”即當時外交官。爲什麼說是“從橫家”呢?司馬遷說：“及田常(齊簡公時大夫)殺簡公而相齊國(前481年)，諸侯晏然(安然)弗討，海內爭於戰功矣;三國(趙、魏、韓)終之卒分晉(前403年)，田和(田常曾孫，爲齊宣公相)亦亦滅齊(指姜齊)而有之(前386年)，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強兵並敵，謀詐用，而從衡短長之說起。”(《史記·六國年表序》)《韓非子·五蟗篇》說“羣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於從衡之黨，則有仇讎之忠(同“中”，心思)，而借力於國也。”(羣臣談論外交大事的，不是分屬於合從、連橫兩派，就是有互相敵對之心，而借國家的力量來報私仇。)又說“從者，合衆弱以攻一強也;而衡者，事一強以攻衆弱也。”戰國初，各國先後皆進行了政治改革。魏文侯(前445年-前396年)先後任用魏成子、翟璜、李悝爲相，李悝是子夏(孔子的學生)的學生，是戰國時代法家的始祖;經過改革，成了當時最強盛的國家。趙國在前403年任公仲連爲相，也進行了政治改革。楚悼王(前401年-前381年)時，任用法家吳起(李悝的同學)進行了政治改革。韓昭侯在前355年任用法家申不害進行了政治改革。齊威王(於前357年)任用鄒忌爲相進行政治改革。秦國地處僻遠，比較落後，孝公(前361年-前338年)時，深感“諸侯卑秦，醜莫大焉”(感到諸侯輕視秦國，這是奇恥大辱)，於是下令國中，要求政治改革。此時衛鞅(即商鞅，李悝的學生)入秦，前356年秦孝公就委任衛鞅爲左庶長(秦爵爲二十級，左庶長爲第十級)，開始進行變法。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史記·商君列傳》)秦惠王(前337年-前311年)即位後，雖車裂了商鞅，但商鞅的新法仍未廢棄，繼續執行。因此秦國由落後而先進，從貧窮到富強，成爲戰國七雄中實力最雄厚的大國，並開始進行兼併六國的戰爭。秦國強大的壓力，使其它六國感到莫大的威脅。於是各國君主紛紛爭取盟國，力圖聯合抗秦。可是六國彼此之間，仍然是矛盾重重，很難堅守盟約。秦國卻利用六國之間的矛盾，從中破壞它們的團結，或聯齊伐楚，或約楚攻齊，各個擊破。所以，六國聯合以抗秦稱“合從”，與秦聯合攻擊它國稱“連橫”。戰國七雄(秦、齊、楚、趙、魏、韓、燕)在政治外交上或合從，或連橫，明爭暗鬥，瞬息萬變。二百多年來，七國一直不斷地反覆地進行戰爭，直至前221年秦始皇滅六國，統一了中國爲止。
遊說諸侯的風氣，春秋末期，孔、墨兩家已倡之在先，不過他們當時或主張“以禮爲國”，或主張止兵“非攻”，，還沒有象後來從橫策士的那種風氣。到了戰國時期，孟子就有“處士橫議”(指春秋以後各派人物“亂髮議論“)(《孟子·滕文公下》)之譏。孟子和張儀都先後遊說過樑惠至(前369年-前319年)，梁惠王並沒有聽從孟子。《史記·孟軻荀卿列傳》說“孟軻……適(至)樑(魏)，梁惠王不果(信)所言，則見以爲(被認爲)迂遠而闊於事情(迂闊而不切合實用)。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崇尚)於合從、連橫，以攻伐爲賢(善)，而孟軻乃述(講論)唐、虞三代之德(政治)，是以所如(當)者不合(不合於遊說對象的要求)。”當時人們都說：“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搞外交活動，大可以統一天下，小可以安定國家)(《韓非子·五》)當時諸侯國君都希望自己或立爲霸主(領導諸侯)，或成就王業(統一天下)。從橫策士正抓住這一點進行遊說。蘇秦說秦惠幹說：“昔者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鹿而禽(擒)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
王伐紂，齊桓任戰而伯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秦策一·第二章》)範睢說秦昭王說：“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奸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保傅之手，終身闇惑，無與照奸;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弗敢畏也。臣死而秦治，賢於生也。”(《秦策三·第九章》)張儀說秦惠王說：“大王試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荊、魏不臣，齊、燕不親，伯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於國，以主爲謀不忠者。”(《秦策一·第五章》。此章《韓非子》初見秦同，或以爲韓非作。)他們或說之以理，用明顯的歷史經驗說服對方相信自己的道理;或動之以情，以披肝瀝膽之辭感動對方相信自己的忠貞;爲了讓對方聽從自己的主張，他們甚至可以把腦袋賭上。清代學者顧炎武說，週末“邦(國)無定交，士無定主。”(日知錄卷十三“週末風俗”條)這就活生生地寫出了戰國時期“以攻伐爲賢”，從橫捭闔，風雲變幻的政治外交形勢。《戰國策》中評價蘇秦相趙以後的作者說：“蘇秦相於趙而關不通。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蘇秦之策。不費鬥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弦，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秦策一·第二章》)當時一位從橫家景春對孟子說：“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天下太平無事)。”(《孟子·滕文公下》)這些話雖然不免有些誇張，但也一定程度反映了當時從橫家外交活動的真實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