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世界上兩種人的散文
中國大城市的生與死
世界上有兩種人，一種嚮往寧靜、悠遠、離羣索居，另一種喜歡熱鬧、多樣性、在人羣中扎堆。前一種人，好比中國的陶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後一種人，不用舉例子，絕大多數人都屬於此類。
在一個國家裏，多少人生活在城市，多少人生活在大城市，本質上取決於上述兩種類型的人的多少，這首先與性格有關，但更重要的是職業。
在農業社會，就算農民想住到城市裏，也不可能每天在農田和酒肆之間來回奔波，城裏沒法就業。
而到了現代社會，即便在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工業和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所佔的比重也已經超過90%。在現代經濟社會，越是富有的國家，知識（包括技術、信息和創意）在經濟發展中所起的作用越大。這意味着，越來越多的人需要通過社會交往來傳播知識。
同時，也從社會交往中獲得知識，從而更好地成爲知識的生產者。換句話說，從前，生性再喜歡熱鬧的農民，都不得不居住在農村與土地爲伴;現在，性格再內向的教授，也必須在最低限度上與人交流。
人的另一個天性，是喜歡多樣性，而不喜歡單調乏味的生活。只有城市，纔可能提供這樣的多樣性，而大城市，纔可能提供更多元的文化和更多樣的消費服務。
其中的道理在於，在一個有大量消費品和服務供給者的市場上，每一個生產者都可以僅僅針對某一細分市場提供消費品和服務，而無須擔心沒有生意做，因爲在大城市裏，某一特殊偏好的消費羣體數量也足夠多。
這樣專業化的結果，既能使得城市生活豐富多彩，同時，也使得人們在專業化的生產中不斷積累經驗，加強專業化程度。
而專業化程度又反過來提升了生產者的競爭力，以及城市生活的品質。
讓我們來想想，什麼是高房價？什麼是城市病？給定土地和住房的數量，給定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供給，房價和城市病就是消費者獲得大城市的生活所付出的代價。
除了直接在購買消費品和服務時付的錢以外，人們還因爲支付了大城市更高的房價，獲得了接近於這個豐富多彩的世界的地理位置。
在大城市內部，中心城區因爲四通八達，是生活最爲豐富的地段，大量的生產性服務業爲了和四面八方的人做生意，一定要搶佔市中心的位置，擠出中心城區的居住功能。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居住在大城市的市郊，每天花一個小時的時間，在市郊和市中心之間來回奔波，本身也是爲獲取更好的工作機會而付出的代價。
如果要接近工作地，就買更貴的房子;如果收入不夠高，就花更多的時間在路上。選什麼樣的生活，由自己決定。
大量的企業在大城市扎堆，特別是集聚在中心城區，是爲了交流的便利。那麼，有沒有可能，隨着信息技術的發展，面對面的需求減少了？比如說，人們可以在家辦公，通過遠程通信方式與同事和客戶打交道。
人們要與朋友交流，可以打電話、發微信。但實際情況是，線下和線上的交流，兩者不是“互替”而是“互補”的。
比如微信朋友圈裏都是見過面的朋友，剛開始會與一個人通過微信交流，接下來就是面對面的討論更有效率。
線上交流實際上會催生更多線下交流的需求，信息技術只是節省了與某個特定朋友見面的次數，卻可能催生了與更多人見面的需要。
更不用說，人在收入水平提高以後，消費模式多元化，其中越來越多的比重是網絡滿足不了的，包括聽音樂會、看演唱會和畫展，包括所有體驗經濟，即使和朋友喝咖啡這樣的消費也只有在特定的咖啡館環境中進行。
一個正在全球範圍內出現的趨勢是，“消費型城市”變得越來越重要，一個城市的生活品質正在成爲其對人口遷移的吸引力。
在收入水平提高以後，新增加的消費更加需要見面和體驗。你將更多地去看話劇和電影，減少在家裏看電視和碟片的'時間。你也會更多地出席化裝舞會、去健身房，更少在家裏和朋友在網上聊天。
如果我說的是錯的，那麼，你就不會看到那麼多人願意花很多的錢，在下班以後拖着疲憊的身軀趕到商學院去上課，而不是在網上看教授的視頻。
如果我說的是錯的，你也就不會看到越來越多的人願意往大城市搬遷，並且還要花很貴的房租，住在大城市的市中心。這些人並不傻，恰恰相反，他們是這個世界最聰明的人。
在不久前我參加的一次國際會議上，一位加拿大的學者善意地提醒我們，不要天真地認爲人口向大城市的集聚過程會終止。
且不說中國仍然處在城市化剛剛超過50%的階段，即使在美國和加拿大這樣的發達國家，城市化進程已經基本完成，城市化的水平達到80%，人們仍然不斷地向大城市集聚。
一些國際大都市，如紐約和多倫多，仍然在繼續擴大，而不是縮小。要了解其中的奧祕，只需看看這些國家的產業結構就可以了。越是發達的國家，知識密集型的產業比重越高。
因此，不要以爲，在北京和上海現在出現的搬離市中心的趨勢是長久的。人們在經濟發展的早期，希望改善住房條件，通過住得遠些，從而住得大一點，這是發達國家也曾經歷過的。
但這種搬離大城市的趨勢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就已經在美國終結了。而在東京，20世紀90年代中期也開始出現人們重新搬回中心城區的趨勢。
其中的道理還是前面說過的，人們越來越需要住在市中心，以獲取知識、信息和技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