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待進一步考證的村名兒散文

凡天下之萬物皆有名，名而皆有因。故，筆者以爲本土的廣大文史愛好者和專門的文史研究者們，都有必要認真探究一下我故鄉——四旗裏這個村名兒的神祕由來。

爲什麼我要這樣說呢？理由很簡單，因爲到目前爲止，對四旗裏這個村名兒的由來，形成文字性記載的文史資料，已經出現在了當地的三部地方誌話中，且呈三個版本：一是由馬蹄溝鎮政府編纂的《鄉土志》；二是由欒世宏先生編著的《馬蹄溝史話》；三是由高子中先生編撰的《子洲縣地名志》。然而，凡是出生在和長期居住在四旗裏的所有村人，至今卻誰也不知道四旗裏這個村名兒究竟因何而來。也很少有人知道自己村子的村名兒，居然還能有那麼多令人咋舌的神祕說辭。另外，還有一點就是，幾乎所有地處陝北黃土高原丘陵溝壑區中的陝北村莊，其村名兒皆會根據其住戶的姓氏，及其村莊的地形地貌特徵——砭、畔、峁、樑、渠、窪、溝等，來爲其村子命名的。比如徐家溝，村裏十有八九住着姓徐的，村子肯定是在那山溝裏。再如楊石畔，村裏肯定住有姓楊的，村子肯定是在那石畔上。凡此種種，簡單明瞭，一經呼喚，便可讓人對其有個大概的認識瞭解。但四旗裏這個村名兒，卻壓根兒就不像陝北的村莊名字。它的出現，不僅遠遠地超出了陝北地區所有村莊爲其村子擇名時，所遵循的一個不成文的“以姓氏爲主，地形地貌特徵爲輔”的自然法則，而且更超越了這一區域內地名文化元素的整體文化特色。所以，爲了使人們不至被誤導，不至對四旗裏這個村名兒的由來以訛傳訛，貽笑後世，我覺得我們本土的文史研究者都應該持以高度負責的姿態，對四旗裏這個特殊的村名兒的由來現已形成的文字性記載，進行深刻的思辨與耐心的探考。我想無論結果如何，這都是必須的。

現在我們不妨就看看記載四旗裏村名由來的三處文字內容——

第一，在由高子中先生編撰的《子洲縣地名志》中，對四旗裏村名的來歷記載很簡單，只有如下一小段文字：

四旗裏明朝中葉建村。據說以建村時僅有一戶娶有四妻的富戶得名，後因人口增多更爲“四旗裏”。

第二，在馬蹄溝鎮政府編纂的《鄉土志》中，對四旗裏村名兒的由來記載也不復雜，僅有如下寥寥數字：

清時有張斌，楊天雲，郭正，袁清四個旗王管理此地，他們將土地租給百姓耕種，負責納糧於國家，故得名。

第三，在欒世宏先生編著的《馬蹄溝史話》中，對四旗裏村名兒的來歷記載則篇幅比較長一些，現錄全文如下：

四旗裏地名的傳說

在馬蹄溝與巡檢司之間的大理河南岸，有一塊寬展肥沃的平川，是個物產豐富、條件優越的地方。

清朝時期，本來這裏的百姓安居樂業，自足有餘，誰知調來一位貪心官，上任只幾天就開始巧立名目狠刮民財，致使當地百姓民不聊生，紛紛外逃。傳說，當時管理西川的旗王袁清、張斌、郭正、楊天雲聞知之後，便化裝成客商，一路暗訪來到這裏，待他們掌握了貪心官污吏的大量證據之後，便立即亮明身份，將貪心官污吏繩之以法。民心安定後，外逃的人也逐漸回來了，爲了讓百姓過上好日子，四位旗王又制定了有利於發展農業、促進商業的典章制度，還從外地引進了許多先進的技術，使這裏政通人和，百廢俱興，男耕女織，家家戶戶過上了平安幸福的生活。旗王們走了，人們爲了緬懷他們的大恩大德，便把這塊地方取名叫“四旗裏”，意爲四位旗王明理的地方。

多少年過去了，冬去春來，四季更替，但四旗裏地名沒有變，四位旗王懲治貪心官的故事傳說沒有變，平民百姓崇尚先進技術的思想也沒有變。十九世紀末，四旗裏百姓就利用寬展的平川，長流的河水，修起了渠道，搞起了灌溉，不僅糧食產量大增，也使這兒成了子洲境內最早發展水澆地的地方之一。

縱觀《子洲縣地名志》、馬蹄溝《鄉土志》和《馬蹄溝史話》對四旗裏村名由來的記述，首先引人注意的便是，在這三個版本里清晰可見有兩個不同時代背景的出現，即明朝和清朝。其次，讓人明白的一個有趣的問題則是，一地村名來歷涉及的兩朝三個版本的記述，其大體上應是兩種說法，即《子洲縣地名志》中有關明朝時期的“據說”，和《馬蹄溝史話》中有關清朝時期的“傳說”（馬蹄溝《鄉土志》中的記述主體基本上與《馬蹄溝史話》中的相同）。而這“據說”與“傳說”之間又有很大的衝突與不同，兩者的具體內容表述完全可以說是大相徑庭。在涉及明朝的“據說”中，無論是純粹地杜撰，還是果真有出處，僅僅以“四妻”的諧音爲由頭，即表明四旗裏村名的來歷，而再未作任何有意義的贅述，反正這是“據說”，信不信全由你。可是，在涉及清朝的“傳說”中，就顯得有些複雜了，甚至複雜的令人感到有許多的不解之處。我們不妨邊看邊分析。

首先，那“傳說”在清楚地告訴了人們時代背景之後，就點明有張斌、楊天雲、郭正、袁清四個旗王，曾一度同時掌管四旗裏，清白爲官，仁政愛民的事蹟。其次即交代說，這裏的村人先輩爲了緬懷、紀念那四個所謂的“旗王”，纔將村子取名爲“四旗裏”。第三，則是從側面明確地指出，在那四個旗王還未被這裏的村民緬懷、紀念之前，也就是四旗裏還未被叫成四旗裏之前，這地方居然連個村名兒都還沒有呢。但是，這一切有可能嗎？我以爲絕無可能。因爲無論從四旗裏村地面上現在突顯的那一口口猶如“天眼”一般的古碳窯上來看，還是以周邊巡檢司、馬蹄溝等地方的發展歷史上來說，早在明清之前，大理河流域的川道地區——尤其是川道寬展、土地肥沃的美好地段上，早已經就生生息息地居住下了好多姓氏的好多輩子的兒男子孫。而四旗里正是這樣，由於其自然資源豐富，不但水石相連，地面寬闊、肥沃、平整，而且地下還蘊藏着兩三層儲量相當的優質煤炭，因此在周邊數十個村子當中，其很早就已成爲一個人口興旺，富甲一方，享有盛名的大村、強村。試想，這樣的一個村子，難道還能夠長久地沒有自己的`一個村名兒嗎？

其實，村裏現在六七十歲以上的老人們都還依稀記得，在四旗裏自然村後莊的廟圪樑上，也就是在村人徐宏明家的堖畔山上，曾立有一尊宋代時四旗裏村人修廟祭神的“百人碑”。那碑上全都刻得是趙姓、晉姓人士的名錄，而並沒有現在居住的徐、楊兩大姓中的任何一姓人名。還有，在幾次修建和擴建四旗裏學校的過程中，民工們曾先後挖出過許多的趙姓和晉姓人士的墓葬。這些鐵證，至下說明了這樣三個問題：一是四旗裏村那時侯就叫做四旗裏；二是那時候四旗里居住人口就已經較多；三是顯然那時候四旗裏還沒有居住下現在的徐、楊兩大姓。可嘆那尊“百人碑”如今早已經不見了蹤影，不然所有的“據說”和“傳說”，都將不復存在。

現在我們不妨再看看大清朝官員的等級制度，或許從一個側面就能夠明辨其是非。

據相關文庫資料記載，大清朝官員的等級分爲“九品十八級”，每等有正從之別，不在十八級以內的叫做未入流，在級別上附於從九品。那麼在這“九品十八級”以及未入流附於從九品的各級官銜中，概未見設有“旗王”一級的官職。這是其一。其二，清朝滿族的社會生活軍事組織設有八旗制度，此制度是努爾哈赤於明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正式創立。1601年初建時僅三旗：黑旗、白旗、紅旗。1615年因“歸服益廣”將三旗析設爲八：原紅旗分爲正黃、鑲黃二旗；原白旗分爲正白、鑲白、正藍三旗；原黑旗分爲正紅、鑲紅、鑲藍三旗，合稱八旗，統率滿洲、蒙古、漢軍。各旗當中因族源不同分爲八旗滿洲、八旗蒙古和八旗漢軍。滿洲、蒙古、漢軍同屬一旗，旗色亦相同，惟從軍、入仕待遇略有不同。八旗人的後代稱八旗子弟，又稱旗人，後多借指倚仗祖上有功於國而遊手好閒的紈絝流氓子弟?。八旗中的正黃、鑲黃、正白旗列爲上三旗。上三旗內無王，都歸皇帝所親統。兵是皇帝親兵，侍衛皇室的成員也從上三旗中選用。上三旗之下的五旗：鑲白、正藍、正紅、鑲紅、鑲藍，皆由諸王、貝勒和貝子分統。從以上八旗的管理建制來看，亦未看到有“旗王”一級的官職設置。其三，上三旗明確規定不設王，那麼，即便在下五旗中還真的可以設有“旗王”一級官職的話，那也得由諸王、貝勒和貝子們來擔任旗王的，而之下的任何一級官員們，是絕對不會有誰敢冒着砍頭之罪，甚至是株連九族的滅門之罪，去冒然自稱旗王的。再則，假如皇權允許下五旗中的知府州衙可以設有旗王，但爲了我們區區一個並不是什麼戰略要地的小小山村的清明與安寧，朝廷就肯如此輕率地同時派出四個旗王，到此地來捉拿那麼一個或許連“蒼蠅”也算不上的什麼狗屎小貪心官嗎？我以爲非也。別說是什麼正史野史中不會有這樣的事，就是那走書誑戲中也斷然不可能會出現如此荒誕不經的怪事的。

誠然，《綏德州志》中確實記載有張斌，楊天雲，郭正，袁清四人的名號，但其名號後皆未註明他們就是什麼所謂的“旗王”的身份。還有，四旗裏既不是什麼官家的所在地，也不是什麼軍事要塞，怎麼就會突然“調來一位貪心官”呢？而既然有此一說，那就足以證明此地乃官家之地了。但依據“傳說”來看，就是這樣的一個地方，居然連個地名都沒有，這叫官家情何以堪？或許，即便之前有地名，也在“四個旗王”出現之後，就被人們的感恩之心給“緬懷”掉了、“紀念”掉了？

其實，這許多的經不起推敲的問題，足以證明四旗裏村名由來之傳說的荒謬之處。

而作爲村人，爲了考證四旗裏這個村名兒的由來，除了走訪就近長者和查閱周邊地方誌外，我還曾挨個兒逐字查過許多有關資料。先說村名後那個“裏”字。在《周禮·地官·遂人》中有表述爲：“五家爲鄰，五鄰爲裏。”《舊唐書·食貨志》中便爲：“百戶爲裏，五里爲鄉。”《明史·食貨志》中則爲：“一百十戶爲一里，裏分十甲曰裏甲。”而在《清史稿·食貨志》中又爲：“凡裏百有十戶，推丁多者爲長。”其實，裏就是古代的一種地方行政建制，也是古時候最初泛指鄉村的居民聚落地，後來也指稱城市中的街巷裏弄，如綏德的二十里（此處裏爲長度）鋪、三十里鋪、四十里鋪等；再如北京的平安裏、安貞裏、永安裏等。

再說那個“旗”字，在《明史?兵志》中卻有這樣的記載：“所部兵五千人爲指揮，千人爲千戶，百人爲百戶，五十人爲總旗，十人爲小旗。天下既定，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設所，連郡者設衛。大率五千六百人爲衛，千一百二十人爲千戶所，百十有二人爲百戶所。所設總旗二，小旗十，大小聯比以成軍。”這些話在說什麼呢？很明顯，是在說當時軍政機構方面的一個標準建制問題。即從每一機構建制的名稱，到所含人數的多少，都作了明確的規定。如涉及“旗”字的“總旗”和“小旗”，就清楚地告訴我們說，50人爲一個總旗，10人爲一個小旗。那麼，據此史書之記載，是不是就可以把我們四旗裏的村名兒，理解成爲就是根據這個“小旗”人數的設定因素而得名的呢？我想這很有可能。因爲當時的軍政不分家，即便我們四旗裏不是什麼軍事要塞和官家所在地，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小小四旗裏亦不在外，所以當時完全有可能依據官家建制——“旗”的名稱，和村裏的人口數字（40多人），而爲其命名的。我以爲，或許這纔是我們那村名兒的一個正確的考證方向吶。

但是，必須切記，這其中還有一個很是令人感到疑惑和費解的問題，那就是在四旗裏周邊乃至整個陝北，爲什麼再就沒有出現一個以當時這個“旗”的建制而命名的村子呢？就像前述綏德的二十里鋪、三十里鋪、四十里鋪的那樣，怎麼就不見再有一個三旗裏、五旗裏、七旗裏什麼的村子呢？這似乎很不符合一個地方區域性地名文化的歷史特徵。

另外，涉及“旗”的地名等解讀，就是蒙地縣級建制的稱謂，和前面介紹過的清時八旗建制的演變了。

而關於故鄉村名由來之傳說，我和欒世宏先生也曾在電話上溝通過。欒先生告訴我說，那傳說是他聽徐步墀老先生講的。這我完全相信。因爲早在三十多年前，還在遠遠沒有馬蹄溝鎮政府的《鄉土志》和欒先生的《馬蹄溝史話》的時候，爲了搞清楚故鄉名稱的真實來由，我也曾真誠地拜訪過令我十分敬仰的步墀公。我想，步墀公是我們四旗裏村的驕傲，他老人家作爲1933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法學院的高材生，完全是一個學富五車的真正的知識分子，他肯定也會積極關注和探究故鄉的村名兒的。然而，就像欒世宏先生對我說的那樣，當時老人家也給我講述了所謂的“四個旗王”的傳說故事。只可老人家當時把故事講得根本不復雜，一如馬蹄溝《鄉土志》中記述的那樣簡單。當時，我聽後的第一感覺就是，我的故鄉原本不叫四旗裏。那麼，故鄉原來究竟又叫什麼呢？所以，我就又纏着求教老人家，十分渴望老人家能給我一個明確的答覆。沒成想老人家笑眯眯地看了我一會後，卻說，後生啊，那僅僅只是個傳說嘛，我們村原來就叫四旗裏的嘛！

由此可見，無論是馬蹄溝鎮政府的《鄉土志》，還是欒先生的《馬蹄溝史話》，其中對於四旗裏村名之記述，皆應來自步墀公的口頭講述。但正如步墀公當年告誡我的那樣，那僅僅只是個傳說，而並非真實的歷史。

所以說，對於四旗裏這個村名兒，作爲本土人士的我們，如有看到或者聽到上述的“據說”或“傳說”者，切不可將其當做真正的史實，而以訛傳訛，誤導他人。但對於文史研究者們來說，這事兒卻真的值得認真研究探討一下，尤其是那《明史?兵志》中對於設“旗”的記載。正如我早在我的《閒話故鄉出洋名》中對此事結論的那樣：尚待進一步考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