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 《現代性與大屠殺》 有感

“大屠殺最震撼我們心靈的，或許不是被屠殺的命運也有可能落到我們身上，而是想到，我們也可能去進行屠殺；過去我們有可能這樣做，如果有適當的條件，現在我們仍有可能這樣做。” 英國社會學家齊鮑曼在著作《現代性與大屠殺》中指出關於大屠殺的研究，歷史學家、社會學家、心理學家等學者往往存在兩種傾向: 其一，關注大屠殺的德國特性和猶太特性，也就是將其視為猶太人歷史中的一個事件。把大屠殺的說明集中在它的德國性和猶太性上，也就將罪行歸咎於德國、德國人和納粹主義者，這事實上就赦免其他所有人尤其是其他所有事物——一切都發生在特定的時間、特定的 國家裡，它與我們無關，與我們的文明本身無關，只是文明程序中一個非常態的痼疾而已。 就像鮑曼所說：“這也許對大屠殺所在的社會有所診治，然而卻幾乎不能增加我們對這個社會正常狀態的理解。”其二，將大屠殺看作廣泛而常見的一類社會現象中的一個極端，也就是將大屠殺視為類同於普遍的、人人熟悉的那類人種、文化或者種族之間的壓迫與迫害中的一項,只不過是較突出的一項。將大屠殺視為社會的常態的方式,使學者們力圖從大屠殺與其他種族屠殺的共同性中尋找原因,因而大屠殺的解釋必然牽涉到人類一種原始的、在文化上無法磨滅的自然“屬性”——比如洛倫茲提出的本能攻擊性等。或者會被置於最可怕和最邪惡的——但理論上仍是可接受的——種族滅絕中去。無論選擇哪種方式，結果都是一樣。大屠殺被擱置到人們熟知的歷史之流中。而鮑曼在著作《現代性與大屠殺》中提出另一種觀點: 大屠殺不只是猶太人歷史上的一個悲慘事件,也並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為,而是現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大屠殺式的現象必須被看成是文明化趨勢的合理產物和永久的潛在可能。

從社會體制上看 , 大屠殺是同現代官僚體系緊密聯絡在一起的。大屠殺需要大量的資金和資源 , 設計合適的裝置 , 制定各種預算 、 計劃和 “ 生產 ” 流程 , 不斷協調許多部門的通力合作等等 。而科層制這種現代官僚體系的基本形式，其高度程式化、組織化的體制為大屠殺的發生提供了制度性的保障。納粹黨衛軍總部負責屠殺歐洲猶太人的部門的正式名稱是管理與經濟廳 , 這一名稱十分傳神地表明 , 大屠殺是一個國家官僚體系長期運作的結果 。這個過程通過兩種方式形成，一種是勞動分工，另一種則是技術責任代替道德責任。在這種科層制下，每個人都是生產線上的一個工具，所有的人都在進行工具化的操作，他們的技術責任代替了道德責任，每個人關心的是在這個系統中都被分解開來，任何人都不會對最後的產品具有道德責任，這種與最後結果相分離的狀態最終造成他們要麼對道德的考驗掉以輕心，要麼會忽視道德的要求。例如納粹擯棄了使用特別行動隊殺人的方式 ，運用毒氣室和焚屍爐這樣的現代技術殺人。 它不僅高效 、 經濟 、安全 , 還從視覺上將劊子手與被殺者分隔開來。殺人變成了一種專門的技術 , 而技術是不受情感影響的 , 是純粹理性的 。

這種道德盲視的社會生產，也叫做距離的社會生產。克拉克洪、馬林諾夫斯基、涂爾干三位大師都認為接近便意味著責任，而責任亦是接近。正是現代理性社會在技術上和官僚體系上的成就使得這樣的一種隔絕成為可能。在大屠殺過程中，操作毒氣室的人與被屠殺的人並沒有直接的接觸，對於操作者來講，他只是在面對著一臺機器，其目的是為了操作順利，而他根本沒有意識到他的手下掌控著多少人的性命，這一方面是科層制的後果，更主要的是他與猶太人的隔離使得他不能體會到對面的狀況，這種隔離造成了道德責任的消解。社會學家米格拉姆著名的順從權威實驗讓我們明白了為什麼那些日常生活中的好父親、 好丈夫會向那些無辜的人舉起機槍，而他們的心中似乎毫無惶恐與內疚。他發現，殘酷的傾向與同受害者接近程度成反比——和受害者在身體與心理上的距離越遠，就越容易變得殘酷。斯泰納的“沉睡者效應”也揭示出：殘酷的社會本源遠遠多於性格上的本源。 在某種程度上，所有的人都是沉睡者，以至於他們都有一種在特殊條件下能被觸發的暴力潛能。鮑曼因此得出結論，距離的社會生產，削弱或廢止了道德責任的壓力，也就是技術責任取代了道德責任，“區隔和隔離的技術，則增加了對那些應該是道德評價物件以及道德刺激反應物件的他人所遭受的命運的淡漠”。

書中還提到受害者們配合進入被屠殺的境地卻不反抗的現象，鮑曼將這種現象的原因歸為受害者的“理性選擇”。鮑曼解釋道：“大屠殺經歷在其所有惡果中展示出來的是行動者之心理（一種心理現象）與行動之理性（對行動者而言依其客觀的後果來衡量）之間的區別。只有當這兩種理性共鳴和重疊的時候，理性才是個人行為的好的指導。否則，它變成了一件自殺的武器。” 納粹首先建立了猶太管理委員會，將猶太人中的領袖人物控制住，因為“希望身份群體一旦被剝奪了領袖和核心權威，就會成為一團散沙，不能堅守其自我認同，並最終喪失防禦的權力”就是這種 “拯救你能拯救者”的策略，讓他們自己管理自己，直到被送到毒氣室為止。在這一過程中，猶太人之所以配合，是因為他們具有理性，“猶太人因此能夠在其壓迫者的控制下活動，更快地完成自己的任務，把自己的死亡拽得更近，然而引導他們行為的卻是經過理性解釋的目標，那就是：繼續活下去”。看起來這是一個悖論，猶太人為了活下去卻將自己推向離死亡更近的一步，但是這種現象確確實實存在，之所以會這樣，一方面是猶太人已經被捲入整個權力結構當中，他們沒有辦法逃脫或者說理性選擇後逃脫的代價太大，另一方面則是道德讓位於理性選擇，對於猶太人來講犧牲別人性命來保全自己無疑是最具有理性的選擇。正是行動之理性與行動者之理性的不調和並且在最後放棄了道德這一重要的力量，才造成猶太人最終自己配合進入被屠殺的境地。

“只有在政治與社會紛爭的嘈雜中，才能最清楚地聽到個人的道德良知發出的聲音。”大多數人在陷入一個沒有好的選擇、或者好的選擇代價過於高昂的處境時，很容易說服他們自己置道德責任問題於不顧而另行選取合理利益和自我保全的準則。鮑曼對於現代性的反思要求人類在任何情況下，每一個個體都應該無條件地承擔起自己的道德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