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爲什麼會對平凡的人生感到恐懼？
“如果在三十歲以前，最遲在三十五歲以前，我還不能使自己脫離平凡，那麼我就自殺。”
“可什麼又是不平凡呢?”
“比如所有那些成功人士。”
“具體說來。”
“就是，起碼要有自己的房、自己的車，起碼要成爲有一定社會地位的人吧?還起碼要有一筆數目可觀的存款吧?”
“要有什麼樣的房，要有什麼樣的車?在你看來，多少存款算數目可觀呢?”
“這，我還沒認真想過... ...”
以上，是我和一名大一男生的對話。那是一所較著名的大學，我被邀講座。對話是在五六百人之間公開進行的。我覺得，他的話代表了不少學子的人生志向。
我已經忘記了我當時是怎麼回答的。然此後我常思考一個人的平凡或不平凡，卻是真的。
平凡即普通。平凡的人即平民。《新華詞典》特別在括號內加註——泛指區別於貴族和特權階層的人。
做一個平凡的人真的那麼令人沮喪麼?倘註定一生平凡，真的毋寧三十五歲以前自殺麼?
我明白那大一男生的話只不過意味着一種“往高處走”的願望，雖說得鄭重，其實聽的人倒是不必太認真的。但我既思考了，於是覺出了我們這個社會，我們這個時代，近十年來，一直所呈現着的種種文化傾向的流弊，那就是——在中國還只不過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的現階段，在普遍之中國人還不能真正過上小康生活的情況下，中國的當代文化，未免過分“熱忱”地兜售所謂“不平凡”的人生的招貼畫了，這種宣揚尤其廣告兜售幾乎隨處可見。
而最終，所謂不平凡的人的人生質量，在如此這般的文化那兒，差不多又總是被歸結到如下幾點——住着什麼樣的房子，開着什麼樣的車子，有着多少資產，於是社會給以怎樣的敬意和地位;於是，倘是男人，便娶了怎樣怎樣的女人... ...
三十年代的中國，也很盛行過同樣性質的文化傾向，體現於男人，那時叫“五子登科”，即房子、車子、位子、票子、女子。一個男人如果都追求到了，似乎就擺脫平凡了。同樣年代的西方的文化，也曾呈現過類似的文化傾向。區別乃是，在他們的文化那兒，是花邊，是文化的副產品;而在我們這兒，在七八十年後的今天，卻彷彿的漸成文化的主流。
這一種文化理念的反覆宣揚，折射着一種耐人尋味的邏輯——誰終於擺脫平凡了，誰理所當然地是當代英雄。誰依然平凡着甚至註定一生平凡，誰是狗熊。並且，每有儼然是以代表文化的文化人和思想特別“與時俱進”似的知識分子，話裏話外地幫襯着造勢，暗示出更其傷害平凡人的一種邏輯，那就是——個時事造英雄的時代已然到來，多好的時代!許許多多的人不是已經爭先恐後地不平凡起來了麼?你居然還平凡着，你不是狗熊又是什麼呢?
一點兒也不誇大其詞地說，此種文化傾向，是一種文化的反動傾向。和尼采的所謂“超人哲學”的瘋話一樣，是漠視、甚至鄙視和辱謾平凡人之社會地位以及人生意義的文化傾向，是反衆生的，是與文化的最基本社會作用相悖的，是對於社會和時代的人文成分結構具有破壞性的。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成長起來的中國下一代，如果他們普遍認爲最遠三十五歲以前不能擺脫平凡，便莫如死掉算了，那是毫不奇怪的。
人類社會的一個真相是，而且必然永遠是——牢固地將普遍的平凡的人們的社會地位確立在第一位置，不允許任何意識之形態動搖它的第一位置，更不允許它的第一位置被顛覆，這乃是古今中外的文化的不二立場，像普遍的平凡的人們的社會地位的第一位置一樣神聖。
當然，這裏所指的，是那種極其清醒的、冷靜的、客觀的、實事求是的、能夠在任何時代都“鎖定”人類社會真相的文化，而不是那種隨波逐流的、嫌貧愛富的、每被金錢的作用左右得暈頭轉向的文化。那種文化只不過是文化的泡沫，像製糖廠的糖漿池裏泛起的糖漿沫。造假的人往往將其收集了澆在模子裏，於是“生產”出以假亂真的“野蜂窩”。
文化的“野蜂窩”比街頭巷尾地攤上賣的“野蜂窩”更是對人有害的東西。後者只不過使人腹瀉，而前者紊亂社會的神經。
中國古代，稱平凡的人們亦即普通的人們爲“元元”;佛教中形容爲“芸芸衆生”;在文人那兒叫“蒼生”;在野史中叫“百姓”;在正史中叫“人民”，而相對於憲法叫“公民”。沒有平凡的亦即普通的人們的承認，任何一國的任何憲法沒有任何意義。“公民”一詞將因失去了平民成分而成爲荒誕可笑之詞。
怎麼，到了今天，在“改革開放”的中國，在我們的某些下一代那兒，不畏死，而畏“平凡”了呢?
於是，我聯想到了曾與一位美國朋友的交談。
她問我：“近年到中國，一次更加比一次感覺到，你們中國人心裏好像都暗怕着什麼，那是什麼?”
我說：“也許大家心裏都在怕看一種平凡的東西。”
她追問：“究竟是什麼?”
我說：“就是平凡之人的人生本身。”
她驚訝地說：“太不可理解了，我們大多數美國人可倒是都挺願意做平凡人，過平凡的日子，走完平凡的一生的。你們中國人真的認爲平凡不好到應該與可怕的東西歸在一起麼?”
我不禁長嘆了一口氣。
也聯想到了我十幾年前伴兩位老作家出訪法國，通過翻譯與馬賽市名五十餘歲的清潔工的交談。
我問他算是法國的哪一種人?
他說，他自然是一個平凡得不能再平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
我問他羨慕那些資產階級麼?
他奇怪地反問爲什麼?
是啊，他的奇怪一點兒也不奇怪。他有一幢帶花園的漂亮的二層小房子;他有兩輛車，一輛是環境部門配給他的小卡車，一輛是他自己的小臥車;他的工作性質在別人眼裏並不低下，每天給城市各處的鮮花澆水和換下電線杆上那些枯萎的花來而已;他受到應有的尊敬，人們叫他“馬賽的美容師”。
所以，他才既平凡着，又滿足着。甚而，簡直還可以說活得不無幸福感。
我也聯想到了德國某市那位每週定時爲市民掃煙囪的市長。不知德國究竟有幾位市長兼幹那一種活計，反正不止一位是肯定的了。因爲有另一位同樣幹那一種活計的市長到過中國，還訪問過我。因爲他除了給市民掃煙囪，還是作家。他會幾句中國話，向我聳着肩誠實地說——市長的薪水並不高，所以需要爲家庭多掙一筆錢。那麼說時，一點兒也不覺得有什麼不好意思... ...
馬賽的一名清潔工，你能說他是一個不平凡的人麼?德國的一位市長，你能說他極其普通麼?然而在這兩種人之間，平凡與不平凡的差異縮小了，模糊了。因而在所謂社會地位上，接近着實質性的平等了，因而平凡在他們那兒不怎麼會成爲一個困擾人心的問題。
當社會還無法滿足普遍的平凡的人們的基本擁有願望時，文化的最清醒的那一部分思想，應時時刻刻提醒着社會來關注此點，而不是反過來用所謂不平凡的人們的種種生活方式刺激前者。尤其是，當普遍的平凡的人們的人生能動性，在社會轉型期受到慣力的嚴重甩擲，失去重心而處於茫然狀態時，文化的最清醒的那一部分思想，不可錯誤地認爲他們已經不再是地位處於社會第一位置的人們了。
我們的文化，近年以各種方式向我們介紹了太多太多的所謂“不平凡”的人士們了，而且，最終往往的，對他們的“不平凡”的評價總是會落在他們的資產和身價上。這是一種窮怕了的國家經歷的文化方面的後遺症，以至於某些呼風喚雨於一時的“不平凡”的人，轉眼就變成了些行徑苟且的，欺世盜名的，甚至罪狀重疊的人。
這乃是中國包括傳媒在內的文化界、思想界，包括某些精英們在內的界想界的一種勢利眼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