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期鄉村社會調查筆記讀後感大綱

《新鄉土中國：轉型期鄉村社會調查筆記》作爲一本社會學著作，它的意義已經超出本學科之外，新鄉土中國：轉型期鄉村社會調查筆記讀後感。

費孝通的《鄉土中國》和此書爲何裏面的內容貌似已經陳舊，卻仍爲世人所讀呢？筆者覺得作者的學術追求已超出內容之外，總是啓人深思。社會雖已變化，但所揭露的問題仍然換着面孔重複出現。所謂新問題，也不過是“傳統的發明”罷了。

單就此書來說，作者講到了前些年的收提留款和查賬過程中的問題，其中的衝突讓人觸目驚心，看《中國農民調查》就可知道。現在雖不收提留款，還給農民農業補貼了，但是總是感覺有點不對勁。鄉鎮負債累累，一取消皇糧國稅，這些債務都怎麼樣了？仍然揹着還是轉嫁到別的地方或者有沒有從農業補貼裏面變相扣除？這些只有做過調查的纔會知道，所以我也只是猜測。收提留款時期緊張的幹羣關係，到現在有了緩和。村民似乎和幹部們少了更多的接觸，也就無所謂矛盾了。領農業補貼也就是隔着銀行的玻璃和業務員驗卡收錢就行了，沒事誰去找幹部啊！其實不然，矛盾由普遍矛盾變成了個別矛盾而已。如經過多年的宣傳和強制，超生多生現象已經大大減少，但是還是有的。這時候計生辦的作戰對象就不是整個鄉村婦女，而是個別婦女。筆者的家鄉打工的婦女定期要去計生辦交孕檢證明，這給她們帶來相當的不便卻無可奈何。

賀雪峯將荊門農村歸結爲“缺乏分層與缺失記憶”的村莊，認爲因爲缺乏分層與缺失記憶，導致缺少村莊精英，村莊社會關聯較低等（賀雪峯，2003，22頁）一個村莊是怎樣的分層狀態又有着什麼樣的記憶？相關的影響因素有哪些？村莊精英的`產生可能有宗族因素、個人性格原因及其關係網絡、經濟因素、村民的實際需要等原因；村莊社會關聯性的相關因素有：個人與村莊的緊密度、生存方式、地理區位、生活預期、宗族文化、個人安全感、民俗傳統、村落規模、官民互動、政策（如拆遷、移民）、村民自治等有關係。所以農村問題研究需要細化，這樣才能發現本質性問題，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作者繼續就缺乏記憶問題進行思考。他認爲村落共同體由三種邊界構成：一是自然邊界，二是社會邊界，三是文化邊界（賀雪峯，2003，30頁）。國家的行政設置對自然邊界的劃分是比較清晰的，社會邊界就是農業戶口，文化邊界就是村民對村莊的心理認同，對農民身份的認同問題。村莊一般會有前兩種種邊界，但文化邊界卻不容樂觀。當前中國在大學生中搞“農轉非”，就被人認爲是變相侵吞土地。據報道，在義烏，如果本人戶口在農村，可以在舊村改造中分到108平方米的宅基地，還能蓋起四層半的樓房，因此出現大批公務員將戶口遷入農村的現象，讀後感《新鄉土中國：轉型期鄉村社會調查筆記讀後感》。村民在擁有第一種和第三種邊界時，對於第二種社會邊界的認同終究還是和自己的利益掛鉤的，但國家政策時常不明朗，所以只有在脫離農村後的現狀比現在更好的時候，他們纔會離開農村。只有前兩種邊界，而缺乏文化邊界的村莊，就是作者說的“原子化”村莊，村民離心離德，在此情況下，前兩種邊界也就無意義了。他們就如無根的人，至於轉入城市以後如何建立新的文化邊界，這又是一個新的問題。

作者在分析農民合作能力不足時指出：“對傳統關係的破壞，尤其是諸如市場經濟、現代傳媒、自由流動等因素造成的村莊共同體的階梯，使得村莊社區的合作能力大大衰退了。不是因爲制度的不完善，而是因爲農村傳統的被破壞和農村經濟的不景氣，以及法律下鄉的不理想”（賀雪峯，2003，63頁）。作者的分析很清楚，不過我的疑問是所謂的傳統關係指什麼？村莊共同體爲什麼那麼容易就階梯了？我們在判斷農民合作能力不足時是依據的什麼標準？天下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村莊共同體再次形成，如果能，它又需要什麼契機？傳統關係也不是鐵板一塊，它應該是有自身特有的形成機制和邏輯的。如果再建村莊共同體，這些已遭破壞的傳統關係又被我們的建構者如果評價並讓它發揮應有的作用呢？

作者談到的水利問題也讓我很感興趣。作者寫道：“建國後大集體時代修建的大水利已被嚴重破壞，以前依託大水利的農田無水可灌，就必須修建小水利。小水利也是水利，水利是一項只有組織起來纔可以建設的事業。”（賀雪峯，2003，P133）我們是應該稱讚大集體時代的水利建設的，它使中國抗擊自然災害的能力大大提高，農業生產也得到較大發展。作者認爲“1980年代是個吃老本的時代”（賀雪峯，2003，P133），這個評價是精當的。筆者門前的水庫在大集體時代能滿足一個鄉鎮的水利需要，但現在水流量和覆蓋面已大大縮小了，今年由國家撥款對水庫進行修理，不知是不是國家的政策重新關注地方小水利建設了。國家近年對三農問題的強調，還有相關的宣傳，如“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反哺農業”，如果真的是實幹的話，那麼對水利的重新關注那就可以理解了。這也是讓人比較興奮的現象，至少是除了組織農民之外的另一個有效措施。但是正如作者說的“水利並不是一個可以一朝得到即可朝朝享用的事業，而是一個需要人們不斷維護建設的事業”（賀雪峯，2003，P133）。政府可以定期去維修水利，但是也只是假設而已，最根本的還是要把農民組織起來，形成一個維護的長期機制，國家作爲輔助力量，進行必要的財力、政策支持。

我們翻開理論書，會發現每種理論投入實踐後根本不能解決問題，只是在讀者這裏形成頭腦風暴，而且貌似真的能提高對農村的認識。實踐出真知，中國的國情還是需要用本土化的理論來解決。作者在談到與西方對話問題時，認爲“在與西方社會科學對話中建立起來的有時竟然獲得西方社會科學承認的中國學者的研究，其問題來自西方，其關注的焦點來自西方。這些研究性的材料也許來自中國，但中國材料被分割了，中國材料本身是破碎的，而且是手段性的，這種研究。。。。。。對於13億人口卻大多無用。”這是很發人深思的話語，無論是對學科理論建設還是對於田野實踐。我們應該有自己的話語，清楚自己的焦點在哪裏。我們所用的理論工具到底是否稱手，這些都需要我們仔細反思。作者同時說道：“對中國無用並不等於這種研究無用，社會科學研究是人類文明的重要結晶，對人類文明有用的研究當然有用。。。。。。問題是，這種對人類文明有用的研究不應獨佔中國社會科學”（賀雪峯，2003，220頁）。作者的這段話對於社會學學科之外的其他學科也是有着提醒意義的。作者指出“中國當前尤其缺少那些不試圖與西方學術界對話，而是致力於中國農村本身研究的政策基礎和政策研究。”我們既要與西方學術界對話，又要立足於紮實的研究，努力做出實績，這樣纔會得到更多的認可，也是專業能持續發展的重要動力。

作者的書給人啓發的地方很多，值得一讀。這篇讀後感只是一個社會學門外漢的一點感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