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書讀後感範文參考
《商君書》該不該讀，人們多取決與商君本人，有意思的是，歷史上對商君評價與看法，多是非黑即白。司馬子長說他：“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幹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昂，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餘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於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史記商君列傳》)。有人看了這段說：“司馬遷到底是文人，說商君殘忍少恩，見解太幼稚了!”司馬子長對史實之認真，從古至今似乎沒幾個人質疑過;然而汗武帝以後“獨尊懦術”的風氣，同商君說背到而馳，因此《史記》中對商君的評判未免有失偏頗——隨着政權主張倒是文人史官們的慣性，司馬子長多少還算另類的一位。相反地，李斯則說：“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強。” (《史記李斯列傳》);王半山則有詩言：“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爲重百金輕。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商鞅》)。同是褒揚，李斯有李斯的立場，王半山有王半山的眼光。李斯是秦相，強調法度;王半山是改革家，強調變更——就如同“父親是科舉中人，要看‘板條’;丈人是商人，要看契據。”——各有各的主意。此是謬談。
《商君書》歷來號稱文筆古奧， (讀書筆記 )原因是流傳過程中脫文錯簡十分嚴重，並且其書並非出自一人之手而導致體例雜蕪，再加上近世學術界有“《商君書》精義較少，欲考法家之學，當重《管》《韓》而已。”(呂思勉《先秦學術概論》)，使人對此書興致大減。
然而在這個所謂“法制”社會，《商君書》還是很值得一讀的。雖然《商君書》在許多方面尚不完備，但是古今中外，哪一部律法是沒有漏洞的呢?
讀完《商君書》，實在是一個痛苦的過程，好在作者多用前因推後果的句式，理解他的政治目的，並不十分艱難。只是全身心地錙銖積累，恐懼煞費神心，讀來並沒有太大的樂趣，想畢我不是研習政治的材料。
儒家的學說一直以來都被奉爲精闢，其主張不言自知。我從不將《孟子》同《商君書》置於一處，迂腐地覺得他們水火不容，恐有鹽鐵之爭——法家對儒家的稱呼實在叫人觸目驚心：“國貧而務戰，毒生於敵，無心蝨，必強;國富而不戰，偷生於內，有六蝨，必弱。”(《商君書靳令第十三》)“六蝨”即指禮、樂、詩、書、修善、孝悌、誠信、貞廉、仁、義、非兵、羞戰的思想，《商君書》對儒家的概論基本上是“對內人治，對外非兵”。事實證明，儒家學說在盛世尚可招攬民心，在亂世則是大大行不通的。而儒家則慣言法家刑法過於嚴苛，“畜怨積仇比於丘山”。(《史記集解》引《新序》)。不過，無論如何，商君確使秦由弱轉強，“秦之所以富強者，孝公務本力稿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 (蘇東坡《商鞅論》) 的見解是不客觀的。
秦孝公登基之時“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併。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 (《史記秦本記》)。於是日夜思想重振旗鼓，求賢似渴。因而“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修繆公之業，東復侵地，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 (《史記商君列傳》)。商君三說孝公，最終以強國之術說君，君大悅，“不自知厀之前於席也” (《史記商君列傳》)。然而秦欲變法，孝公恐天下議己，於是有了革新派與守舊派的激烈爭論，這便是《商君更發第一》，其間商君與甘龍、杜摯之辯足可見其駁說之才。首先，孝公同鞅、龍、摯共討國事，提出：“今吾欲變法以治，更禮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議我也。”的擔憂。於是商君鑑引“疑行無名，疑事無功”(《戰國策
趙策二》)之言，“遇者暗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之語，“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之說勸諫孝公，繼而提出“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其關鍵在於“可以強國”、“可以利民”，遂可以“無顧天下之議”。甘龍以“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駁之，希望孝公沿已有法度，重申“人言可畏”。然而孝公之志，並非徒沿秦族，而恐是一洗前恥，復穆公霸業，因而商君說甘龍之言，世俗之言也，“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賢者更禮，而不肖者拘焉”認爲其論過於死板。商君之辭，重心在於“三代不同禮而王，王霸不同法而霸。”他不是爲了說服、駁倒甘龍，而是令孝公不再猶疑不定，於是拿王霸之業而勸說，對於秦公來說，十分具有說服力。而杜摯“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之言，恰恰給商君一個表明變法之憂的契口。結果不言而喻，孝公說：“愚者笑之，智者哀焉;狂夫樂之，賢者喪焉。拘世以議，寡人不之疑矣。”這便是變法的第一步。
有了痛下決心，變法之路任重道遠。強秦變法的第一要務，便是農業。《商君書墾令第二》便列出了細緻的強制務農政策。墾令，屬法令，此篇卻像呈予君上的諫書，曉以利害，層層推進，因果相連，雖然是強制法令，卻極在說服力。其中一段最爲有趣，可起到諷今之效，現錄如下：
“無宿治，則邪官不及爲私利於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百官之情不相稽，則農有餘日。邪官不及爲私利於民，則農不敗。農不敗而有餘日，則草必墾矣。”
“宿治”即官吏拖延政務。讀到此突然聯想到神祕的“有關部門”，不禁一笑——此是笑談。此處若將“無”理解爲“沒有”，那麼這一篇甚至這本書就沒有什麼意思了。“無”應當是“不允許”，表禁止，這樣法令纔有了意義。然而官員拖延政務不辦之事，從古到今，層出不窮，目的是“爲私利於民”，問題就出在這個“無”字上，如無嚴法苛刑，則無“情不相稽”，則無上下一令。此是後話。接下來一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