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命題：“打虎”之後的改革

清穆宗同治帝載淳

民國史學名家蔣廷黻先生在一篇題爲《中國與近代世界的大變局》的長文中曾這樣分析英國入侵中國的原因：第一，經過工業革命，“在海外開闢市場成了英國新工業的急迫需要”;第二，“自由貿易的學說隨着工業革命起來了”，對於以往的各種貿易限制，英國人“看爲最野蠻黑暗，非打倒不可，中國的通商制度亦在內”;第三，作爲彼時毫無疑問最強大的帝國，“爲維持及發展在印度的利益，英國覺得有進一步經營亞洲其他地區的必要”。

說白了，19世紀中葉以降，隨着資本主義產能過剩與自需飽和，其發展戰略必然轉向亞太地區，這實際上就是“資本東移”的過程。恰如《白銀資本》作者貢德·費蘭克所講：“在統一的全球經濟和體系中，‘東方的衰落’和‘西方的興起’肯定是互相聯繫的。”

於此中西對比的大背景下，國力衰退且飽受內亂的清政府自不是列強的對手。內憂未息，外患踵至，“兩害相權取其輕”，咸豐帝只得選擇與英法簽訂城下之盟。那麼問題就來了，該如何扭轉頹勢?唯有改革。故洋務新政大勢所趨，不得不行。

然而，改革絕非包治百病的良藥，尤其是在各種關係尚未捋順的前提下，洋務新政的前五年，便是此番光景。

　　淵源：排擠“大股東”的中央集權

學界通常將洋務新政啓動的時間定在1861年(咸豐十一年)，因爲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於是年成立，標誌着改革指揮機構的出現。而恰恰這一年，清廷最高層權力格局出現了嚴重錯位。

若要講清楚如何“錯位”，尚需對有清一朝的最高權力架構演變稍作交代。首先，筆者打一個或許並不十分恰當的比喻，清廷的中央領導體制，類似於私人家族股份制企業管理模式。在這個龐大的公司中，就權力的分配而言，帝王控股，皇族是大股東，八旗滿人是小股東，漢族官員屬於管理層。一言以蔽之，這是董事會與職業經理人制度的結合。不過此模式的形成，亦是幾經更迭。開國之際，清廷的中央決策方式乃“八王議政”。所謂“八王議政”，即滿族最嫡系的皇親貴胄一起商議軍國大事，推舉皇位繼承人。作爲國君，皇帝尚無獨斷專行的傳位權力，故指定皇位接班人也須經過會議選舉協商方能推舉而出。這實際上仍是一種處在奴隸制晚期的貴族軍事民主制。隨着由偏居關外到一統江山的轉變，“八王議政”的弊端逐漸顯露。首先，在具體政務決策上，貴族集團各執己見，掣肘太多，容易導致扯皮，效率低下;更爲致命的是，各位議政王都是大股東，一旦其利益或政見與皇帝發生激烈衝突，如果幾人聯合，就會掌握最高權力的控股權，引發政局動盪，甚至是威脅到在位帝王的統治。權力的過度制衡不利於專制時代的皇帝掌權。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加強集權刻不容緩。

爲削弱“八王議政”，掌握絕對股權，康熙、雍正父子可謂前仆後繼，費盡心機。先是康熙利用乾清宮西南的南書房，“擇詞臣才品兼優者”入值。入值臣僚除陪皇帝賦詩撰文、寫字作畫外，還秉承皇帝意旨起草詔令，“撰述諭旨”。由於南書房“非崇班貴檁、上所親信者不得入”，故它完全是由康熙嚴密控制的一個核心權力機構，隨時承旨出詔行令，“權勢日崇”。較之其父，親歷奪嫡之事的“四爺”雍正，可謂青出於藍而勝於藍，設立了軍機處這個升級版的.權力機構。雍正七年(1729年)，因用兵西北，爲確保軍政機密不外泄，雍正始於隆宗門內設置軍機房，選內閣中謹密者入值繕寫，輔佐皇帝處理政務。軍機處奉命經辦一切重大軍政事務，成爲實際上的國家政治中樞。況且軍機大臣無專職，亦無定員。軍機處不設官署，除了奉命辦事之外，自己不能作出任何決定，也無權對外發出任何指示，即“只供傳述繕撰，而不能稍有贊畫於其間”。自軍機處設立始，雍正將本是大股東身份的皇族成員一律排除於權力中心，清廷中央便形成皇帝一人掌握絕大多數股份，只允許小股東、職業經理人管理國家的體制。從此清代皇帝真正實現了乾綱獨斷、專制集權。康乾百年朝局穩定的出現，與此中央權力構架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