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詩經的有關資料

一《詩經》的編排分類

前人有“六詩”“六義”“四始”的說法。《周禮·春官·大(太)師》中說：“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在《毛詩序》裏，把“六詩”叫做“六義”。對這兩個名詞歷來有各種不同的解釋。其中，以孔穎達在《毛詩正義》中的解釋較有代表性。他說：“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耳。大小不同，而得併爲六義者，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稱爲義。”他認爲風、雅、頌是詩的不同體制，賦、比、興是詩的不同表現手法，這看法被長期沿用下來。至於《毛詩序》中又把風、小雅、大雅和頌說成是王道興衰之所由始的“四始”，則是出於封建禮教的觀點對《詩經》所作的曲解。

《詩經》中的“風”是各諸侯國的土風歌謠，大多數是民歌，最富於思想意義和藝術價值。“風”又分爲周南、召南、邶、、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等15國風，共160篇。“雅”是西周王畿地區的正聲雅樂，共105篇，又分“大雅”和“小雅”。“大雅”31篇，用於諸侯朝會；“小雅”74篇，用於貴族宴享。“頌”是統治階級宗廟祭祀的舞曲歌辭，又分“周頌”31篇，“魯頌”4篇，“商頌”5篇，共40篇。《詩經》各部分的產生時間，一般認爲“周頌”和“大雅”的大部分產生於西周前期，“小雅”的大部分和“大雅”的一部分產生於西周後期和周室東遷之初，“國風”中除有一些西周時期的作品外，多數篇章以及“魯頌”“商頌”的全部都產生於春秋時期。就具體篇章說，產生年代最早的是《大雅》中的《生民》《公劉》等，它們是周民族的早期史詩，其原始形態在武王伐紂之前可能就已存在。產生年代最晚的是《陳風·株林》，內容是諷刺陳靈公的，當作於魯宣公十年(前599年)之前。

二《詩經》的表現手法

《詩經》的表現手法，前人概括爲賦、比、興。朱熹在《詩集傳》中解釋說：“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也”。這種解釋比較通行。賦就是陳述鋪敘的意思，一般多見於《頌》和《大雅》；但像《七月》《氓》《溱》等優秀民歌作品，也使用了賦的手法。比就是譬喻，對人或物加以形象的比喻，使其特徵更加鮮明突出。如《風·相鼠》《魏風·碩鼠》用令人憎惡的老鼠來比喻統治者的不講禮儀、貪婪可惡；《衛風·氓》中用桑樹由繁茂到凋落比喻女主人公的容貌由盛變衰。興是藉助其他事物作爲詩歌發端，以引起所要歌詠的內容。興同詩歌內容有一定的聯繫。如《周南·桃夭》是一首嫁女詩，以“桃之夭夭，灼灼其華”起興，使人從桃花盛開聯想到新嫁娘的美貌。又如《邶風·燕燕》是一首送別詩，以“燕燕于飛，差池其羽”起興，使人從燕子飛時的差池不齊聯想到送別時的依戀之情。比興手法的運用，能加強詩歌的生動性和鮮明性，增加詩的韻味和形象感染力。比興手法對後世詩歌的創作有很大影響。

《詩經》善於運用章句的重疊來表達思想感情，使詩歌在音律上和修辭上都收到美的效果。這種情況在《國風》和《小雅》的部分詩篇中尤爲突出。有的通篇重疊，各章對應地只換幾個字，如《周南·》；有的只在章首或章尾重疊，如《周南·漢廣》；有的隔章重疊，重首重尾，如《周南·關雎》。重疊便於記憶和詠唱，是民歌的特色之一，迴旋反覆，可以增加詩歌的音樂性和節奏感，更充分地抒發情懷。《詩經》中還運用了疊字、雙聲、疊韻等修辭手段，如“風雨悽悽，雞鳴喈喈”“風雨蕭蕭，雞鳴膠膠”，其中的“悽悽”“喈喈”“蕭蕭”“膠膠”都是疊字；雙聲如“參差”“踟躕”等；疊韻如“窈窕”“崔嵬”等。這些修辭手段的大量運用，不僅增加了詩的音樂美，而且表達出細微曲折的思想感情，描摹出事物的特徵和屬性。

三《詩經》的特色和影響

(一)《詩經》裏的作品多方面地描寫了現實生活，表現了不同階級和階層的人在現實生活中的感受。它們真實地反映了現實事物。這是《詩經》的一大特色。其中有許多詩密切地聯繫着政治，鍼砭了社會。有些出於下層的反剝削、反壓迫的詩，反映了當時社會生活中更本質的現象。這種現實主義精神被後人十分重視，產生了巨大影響。屈原作品中所表現的憂國憂民、反對黑暗勢力的精神就是《詩經》精神的繼承。

(二)《詩經》裏大量運用了比、興的手法，收到顯著的藝術效果，對後代文學產生了不小的影響。

(三)《詩經》中民歌還有些結構形式上的特點值得一談，最突出的是重章疊句。重章有時表示事物進展的程度和順序……重複歌唱還有加強抒情的效果……至於《詩經》中歌謠本身給予後人的影響，主要還是在於它的真樸、深厚的思想感情與現實主義精神，而不在於它的技巧和結構形式。